前言

张正明先生生于1928年12月25日,逝于2006年12月3日。汉族,上海人。中共党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先后供职于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政法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民族室、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湖北省社会科学院,2002年受聘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院学术顾问、乌兰夫回忆录编辑室主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兼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屈原学会副理事长、湖北省屈原研究会理事长、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等职。先生的学术研究大致集中在民族研究、楚学研究、长江文化研究、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四个方面,每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欣羡的丰硕成果。

民族研究

先生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修文化人类学。师从吴景超、吴泽霖、潘光旦、费孝通、李有义、胡庆钧、诺尔博等教授,同时选修了冯友兰、金岳霖、王宪钧、戴世光、吕叔湘、朱德熙、马汉麟、雷海宗、孙毓棠等教授的课程。在专业知识与人格修养方面,深受大师们的熏陶和濡染,泽惠终生。

毕业实习时,先生参加了西南民族工作视察组,到大渡河与金沙江之间的康巴地区调研,获益匪浅。毕业后,被分配到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政法司工作,1954年参加中南民族工作视察组,在壮、苗、瑶、侗、土家等民族的村寨从事过数月的调研工作。是年冬天,奉调到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办公室,次年兼任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办公室业务秘书。

先生写作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试论汉民族的形成》,刊发于《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文章采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研究的方法,探讨了汉民族形成的若干历史问题,包括“关于秦代至明代前期的汉人共同体”、“关于明代后期是否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末期”、“汉人共同体从部族到民族的转变”和“汉民族形成过程的几个主要特点”等四个部分。文章认为,汉民族是从明代后期开始形成的,这是因为明代后期进入封建社会末期,同时汉民族成熟的条件开始具备,“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民族特征随着民族市场的统一形成而日益显现。发表这篇宏文时,先生还只有27岁,但他并没有陶醉其中,很快,他就反思到“自己用西方近代的眼光去看东方古代的民族,未免凿枘难合”。

1956年夏天,先生与其他10多位同仁一道,到四川省甘孜县麻书乡如西村考察,回京后,他独立写出了《甘孜藏区社会形态的初步考察》,还与杨辛合作提交了《甘孜县麻书乡如西村调查》的研究报告,分别有6万字的篇幅。前者对甘孜藏区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阶级关系做了分析和综合兼备的考察;后者首次对一个藏族村庄做了详细的参与观察的实录。因为调查对象的敏感性、立论的尖锐性和材料的真实性,这两份报告当时都只能刊载在内刊《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辑刊》1957年第6集上,“仅供内部参考”,29年之后才得以重见天日,在《四川省甘孜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中公开出版。

1957年,先生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分子”,在无休止地接受批判和审查的间隙,开始写作《契丹史略》。次年4月,正值先生“而立之年”,他人生第一部学术专著杀青。这部专著是中国第一部契丹史,它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爬梳抽绎出契丹历史的发展线索,填补了该项研究的学术空白,开榛辟莱,功不可没。从研究路向来看,当时关于契丹历史的考古发现尚不多见,先生从宋人诗文集中采掘史料,发凡起例,另辟蹊径。由于他“右派”的身份及其它历史原因,《契丹史略》的出版费尽周折,中华书局在1963年拿到手稿,却迟至1979年才获准正式付梓出版。

此后,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先生的学术研究中断达21年之久。其间,先生先是被遣往北大荒“劳动改造”,继而以摘帽右派身份到武汉一所中学工作。“右派”改正以后,他一边“协助乌兰夫同志做文字工作”,一边密切关注学术发展前沿问题,知识储备更加丰富,学识素养日益提升。

楚学和长江文化研究

1978至1979年,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和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相继发掘,先生深深地为这些出土文物所震撼,乃至痴迷。他敏锐地意识到,楚国历史文化研究将会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此时,先生的“右派”问题已经得到纠正,并于1980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级职称,在完成了手头上的研究任务之后,毅然来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开始了他心仪的楚文化研究工作。

从1981年底开始,先生便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楚文化研究之中,相继撰写、发表了《楚都辨》、《〈“鬻熊为文王之师解”〉辨误》、《凤斗龙虎图像考释》(与滕壬生、张胜琳合作)、《荆楚族源通议》、《春秋楚国庶民浅析》、《楚国社会性质管窥》、《楚俗杂考》、《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的国属》(与刘玉堂合作)、《从楚人尚钟看钟氏的由来》(与刘玉堂合作)、《论楚文化的渊源》、《楚墓与楚文化》、《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楚艺术探源》等一批楚文化研究专题论文。这些论文,史料翔实,论证谨严,每出一言,几成的论。基本上将楚文化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厘清,支撑起楚文化研究的高堂邃宇,楚文化研究在区域文化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现。学界谓先生于楚文化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绝非过誉。

《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兼论楚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刊发于《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头条,先生这篇文章以恢弘的气势、广阔的视野、严密的思维,探讨了先秦时代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问题。

同样刊发于《民族研究》的《屈原赋的民族学考察》一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民族学研究方法,将考古资料、传世文献和民俗乡风相互印证,对屈原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这篇论文在屈原学、楚文化研究的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仍然会是难以逾越的存在。

1987年,先生出版了中国大陆研究古代地域文化史的第一部著作——《楚文化史》,该书充分利用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楚文化置于周代中华文化的宏大背景之中予以多视角、全方位的历史考察,首次对楚文化的源流、性质、内涵、特征、地位及其影响等重要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证。《楚文化史》是先生的得意之作,“得意”不仅是指先生以此著为楚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更是因为在写作该书时,先生心情舒畅,文思泉涌,有庄子笔下庖丁解牛般豁然开朗的快感。《楚文化史》既是对此前关乎楚文化研究的学术概括,同时也是“开风气”之作,成为楚文化研究的“元典”性著作,后来的楚文化研究基本上沿袭了先生开创的研究范式,“五个时期”、“六大支柱”之说,已成学界共识。《楚文化史》于1989年荣获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楚文化史》面世前夕,先生又着手主编《楚文化志》,他亲自负责选择题材、拟定体例、设计章目、邀约作者、审读文稿和撰写总序,全书作者一共16人,大都是湖北省内楚文化研究的一时之选。该书按照“横分纵写”的体例,在“楚文化的历史考察”一章之后,采用专题形式,研究了楚文化的各个门类,包括农业、铜器和铁器、漆器、丝织和刺绣、城市和建筑、交通、商业和货币、田制赋制税制役制、官制法制礼制、武备、文字、天文学、历学、哲学、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风俗和信仰等,首次以“志”的形式,对楚文化作了全面介绍和系统总结。《楚文化志》于1988年出版,1991年获得“光明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

《楚文化史》按照时间顺序,“纵”向述论;《楚文化志》按照逻辑顺序,“横”向展开。二者经纬交错,成为楚文化研究走向全面繁荣的标识,先生实际上已经成为学界公认的楚文化研究的积大成者。

1996年,先生主编的《楚学文库》18种历时8载全部出版,《楚学文库》深入、具体、全面、综合地展示了波澜壮阔、惊采绝艳的楚国历史文化画卷,是楚学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著名学者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庞朴、刘梦溪、俞伟超、邹衡、瞿林东等人,都对《楚学文库》编辑出版的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楚学文库》出版后,先后于1996年、1997年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和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收入文库中的先生的专著《楚史》也于2001年获得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楚学文库》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楚学”至此巍然耸立,蔚为大观。

先生并未止步于楚学研究,而是以楚学研究为中心向长江流域上下伸延。早在1991年,他就联袂长江流域的学者,正式启动了“长江文化”研究工作。1995年,先生在武汉主持召开了“长江文化暨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把多学科、多层面、全方位研究长江文化提上了议事日程。先生先后参与了李学勤、徐吉军主编的《长江文化史》“夏商周”部分(与万全文合作)的撰写,指导了长江航运集团编纂的《中华长江文化大系》,主编了《长江流域古代美术图集(史前至东汉)》,担任了《长江文化研究文库》的副总主编,并撰写了文库中的《长江流域民族格局的变迁》一书,该著视野宏阔,考证精详,勾勒了古代长江流域民族格局变迁的轨迹。

如果说研究长江文化是先生从地域上对楚学研究的拓展,那么,他的《荆楚文化志》(与刘玉堂合作)则是对楚学研究从时间与空间上的双向开拓。该著经由横竖交叉的考察,梳理出荆楚文化发生、生长和演变的线索,揭示出荆楚文化的特质、分衍状态和流迁趋势,以及荆楚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之间多向度的碰撞、交流和融合,进而客观地分析了荆楚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持久的推动作用。该著作为《中华文化通志》中的一部,于1999年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先生还与章开沅等著名学者共同主编了8卷本《湖北通史》,并承担了《先秦卷》(与刘玉堂合作)的撰写工作,该书荣获湖北省政府首届图书奖和第三届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

在楚学研究和长江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先生又开始了更加广阔的区域文化比较研究工作。《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开设特色学术研究专栏时,聘请先生和蔡靖泉教授作专栏主持。先生确定的专栏名称就是“楚学暨地域文化研究”,专栏“主持人语”特别说明:“我们主持‘楚学暨地域文化研究’专栏,倡导既坚持对地域文化本体做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又能够在中国历史文化乃至世界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诸地域文化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从而准确地说明地域文化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先生区域文化比较研究的成果《秦与楚》作为其遗著,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郑重推出。

中外文化比较研究

先生的文化比较研究愈到晚年愈是精进不已,炉火纯青。比较文化学的视域和研究方法,在先生的既有著作中已经广泛使用。先生晚年的比较文化研究视域更加开阔,将世界古代文明类型比较研究作为一个重要方向。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为研究生讲授《历史哲学》课程时,就已经有意识地开展世界文明类型比较研究了;以后,先生主讲了《文明类型比较研究》课程,基本上包括了世界所有的原生态文明、次生态文明及其重要的文明内涵,不仅对世界各种文明类型作了多维度的比较,而且将重点放在中国文明与世界各类型文明,特别是与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之上。

《地中海与“海中地”——就早期文明中心答客问》主张世界早期文明中心有东西两个,西方的文明中心在“地中海”,东方的文明中心在“海中地”。“海中地”是先生首创的概念,是对中国古代地理观的提炼。古代中国人认为天下在四海的中间,九州在天下的中部,“海中地”即是九州大地。东西文明中心,宛如太极的两仪。这篇论文从宏观角度论证了东西方文化的同与异,出发点是为了救正80年代学术界“拿中国传统文化的短处同西方现代文化的长处做比较”的偏识,体现出鲜明而积极的学术“用世”情怀。

《料器与先秦的楚滇关系和中印交通》认为,迄今已知的“蜻蜓眼”都是楚人的遗物,集中发现于湖南、湖北,有数百颗之多。也有流散在北方的,屈指可数。“蜻蜓眼”的花纹纯属西方风格,而且西方“蜻蜓眼”比楚国“蜻蜓眼”早出。楚国的“蜻蜓眼”至少是仿照由西亚经南亚传来的样式烧制的,有些可能还是从南亚进口的。先秦时期的中国只有铅钡玻璃,没有钠钙玻璃。西方和南亚则适得其反,只有钠钙玻璃,没有铅钡玻璃。楚地发现的“蜻蜓眼”,出土后经化验证实为钠钙玻璃。结合考古材料来看,最迟在公元前六世纪晚期,就有一条以南亚为中介的中西文化交流通道存在了,它比北方汉代开拓的“丝绸之路”要早大约三个半世纪。楚人不分此畛彼域的开放气度,“蜻蜓眼”可示一斑。

《古希腊文化与楚文化比较研究论纲》比较了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到公元前三世纪上半叶时期的希腊文化与楚文化的异同,这个时期正好是雅斯贝尔斯所称的“人类的轴心时代”。先生通过比较两种文化产生的自然条件、文化环境、民族传统、历史机缘、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国家结构和政治体制,勾画出两个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而比较了技术和科学、艺术和美学、宗教和哲学等等文化成就的异同,最后得出结论:希腊文化之所长即楚文化之所短,希腊文化之所短即楚文化之所长,大致如此,罕有例外。在先生看来,轴心时代的东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在西方,是希腊文化;在东方,是楚文化”。

《东西方思维方式之比较》高屋建瓴地比较了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先生指出:在科学与技术方面,西方看重理论,东方看重经验;在美学与艺术方面,西方讲求逼真,东方讲求传神;在哲学方面,西方倚仗论证,东方倚仗领悟;西方倾向于把神人格化,东方倾向于把人神格化;西方发展了各种竞技体育,东方发展了气功、内丹功、外丹功等等。

文采·史识·学品

“熔哲理和诗意于史实之中”,这既是先生撰述历史论著的执着追求,也是先生才识与学品的不凡表现。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先生十分注重历史论著的文采。先生论著中的不少文句和段落,被同行专家广为引用,堪称“美文”。

如《楚文化史·导言》写道:“从楚文化形成之时起,华夏文化就分成了北南两支:北支为中原文化,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支即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这北南两支华夏文化是上古中国灿烂文化的表率,而与时代大致相当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遥相辉映”。文史哲交融互摄,文采飞扬,哲思灵动,类似的论述,同样体现在先生的学术杂论和为同仁论著所作的序跋中。

在历史研究方法上,先生强调读书、考古与采风的结合,践行“三重证据法”,互相印证、相互发明,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先生注重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以殊相为本位,始于殊相,终于殊相,从殊相中见出共相。先生认为这个过程生意盎然,新鲜活泼,趣味无穷。

先生一生,命运坎坷,以学术为志业,孜孜不倦,兀兀穷年。我们曾经问他,做学问乐趣何在?先生笑着回答:“夜深人静,一灯如豆,读书写作,到会心处。”先生自甘淡泊,学问伴随人生,以学术安身立命。

先生曾在《祭先师吴泽霖先生有感》中说:“从吴先生修业,起初可能觉得平淡,而所进愈深则所见愈奇,终至于令人发‘不知其几千里也’之叹”,“在顺境中,他不会趾高气扬;在逆境中,他不会神疲色沮”,“既经得起刀剑围身的威逼,也经得起纷华照眼的诱惑。平时做研究工作,既不会慌乱,也不会懈怠”。这些,也正是我们师从先生修业的共同感受。

先生处世,宁静淡泊。甚至在被确疹为癌症后,他仍坚持写完书稿再行手术。他当然不愿意死,但他从来也不讳言死。面对前来看望他的朋友和学生,他从容淡定,谈笑自若,置生死于度外,颇有老庄遗风;先生为文,大气磅礴,文采斐然,寄意深远,用世情深,疑似屈宋新声;先生治学,厚积薄发,立论谨严,焚膏继晷,竭虑殚精;先生授业,因材施教,传道解惑,循循善诱,化雨春风。

尺素苦短,无以表达绵绵思念于万一。值此先生学术文集出版之际,谨借著名文史学者俞汝捷研究员在先生仙逝时所撰挽联,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筚路倍艰辛,契丹史略,长江文化,笔端迭现真知,楚学巍然尊泰斗;
讲坛尤善诱,绛帐风和,兰畹香飘,事业无愁后继,道山归矣仰宗师。”

作者:刘玉堂(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来源:《张正明学术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