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坚持写完这部书,正明就遽然离开了我们。

这部书的写作,正明萦绕心头很久并且做了长期准备。在本书的《写作缘起》中,他已有清楚的说明。动笔撰写本书,始于2003年。这时,正明已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退休,受聘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正明于2002年初受聘于华中师范大学,具体指导该校新成立的楚学研究所的学科建设和培养区域文化史专业的研究生。受聘于该校至今的近五年里, 他同时还兼顾培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全然不知老之已至,日夜奔忙竟甚于青壮年,上课、开讲座、指导学生读书写作等等无不全力以赴,而且忙得不亦乐 乎。早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但迄止今年上半年,他从未因病因事缺课,而且始终坚持站立授课或演讲,哪怕是只有十来名学生的小课堂。依他的说法,站立授课 或演讲不仅是对学生的尊重,也能使自己更富有激情而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今年9月,他已确诊为患有直肠癌并已决定立即动手术,竟然还若无其事地到学校上 课。11月中旬,在结束放疗等候手术的短暂日子里,他也到学校看望并辅导学生。这期间,他在治疗中实在不能脱身去学校,每周也定时让学生来到家里或病房耳 提面命。直至生命结束,他从未中断过对学生的教诲。正明何以如此诲人不倦、死而后已?他倾心竭力地传道、授业、解惑,诚然是热望薪火相传、术业有继、良木 成材呵。

《庄子》有言:“大知观于远近。”正明治学,即倡导这样的认识和探讨。研究楚文化,他既作微观研究,也作中观和宏观研究;既对楚文化作各方面的 专题研究,又将楚文化视为周代中华文化区乃至古代东方文化区的地域文化而作不同地域文化的比较研究。这种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虽然伴随着他学术研究的始 终,但在20世纪里,他主要从事的还是楚史楚文化本体的研究。直至主编出版了《楚学文库》、《长江流域美术图集——先秦至东汉》和参与主编了《湖北通 史》、《长江文库》等大型丛书之后,直至撰写完成《楚史》、《古代长江流域民族格局变迁》等学术著作之后,他才有更多的时间深入思考古代地域文化的全面比 较研究。他认为,地域文化比较研究是19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地域文化研究的必然拓展和历史文化研究的必要开展。因此,他热情支持华中师范大学顺应学术 的新潮和大势成立楚学研究所,也欣然加盟华中师范大学并具体指导和亲自从事楚学暨地域文化研究。2003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和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合办、楚学 研究所承办的“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明确指出:

学者对春秋战国时期九州之内的文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大致是当作一个整体看待的,以为地域差异无关宏旨。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学者 对先秦地域文化的兴趣与日俱增,所作的研究逐渐细化、深化、专化。这是令人鼓舞的进步,但可能引发一个错觉——以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是若干异质文化的拼 盘。前后两个倾向都是自然而然的,正像《庄子·秋水》所讲的“自大视细者不明”、“自细视大者不尽”。现在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既不是浑然一体的混沌 结构,也不是在动荡中此进彼退、此长彼消的板块结构,而是多元互动的系统结构。时至今日,可以而且应当对当初的若干地域文化做比较研究了。经由一视同仁的 比较,将能理清奠基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脉络,洞察其机制。

本书,就是正明率先从事不同地域文化的全面比较研究的成果。

尽管已有长期的准备、多年的思考,正明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仍然充分汇集、梳理资料和清理思路。为了免除蹈空之嫌,他对相关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 可以说是“竭泽而渔”。尤其是关于秦、楚的考古资料,他极为重视,在对已发掘的一个个遗址、墓地乃至墓葬作细致分辨的基础上,扒梳出有可比性的墓葬及其随 葬品进行分类排比和量化统计,然后结合文献资料作条分缕析。这样的方式不啻烦琐枯燥、艰苦辛劳,他却沉浸其中乐此不疲,最不高兴的是受人打扰。今年暑假, 我们本已计划好要外出休息几天,可他临时变卦,坚决留在家里赶写书稿。这时他的病情已经较重,不能久坐写作,我想方设法给他更换了好几种座垫也不管用。看 着他时时吃力地站着读书写字,我忍不住劝阻他不要赶得太急,等病治好了再写也不迟(因为上半年在医院多次检查都被诊断为痔疮,也一直是当作痔疮治疗)。有 一次,他在我力劝时发起急来,突然说这是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一定要尽快写完。我当时听了大惑不解,以为他是情急之下的胡言乱语,孰料他竟一语成谶!

在病情确诊后的9月,本书仅剩最后半章尚未写完。因原定立即动手术,他出于慎重考虑,召来弟子蔡靖泉交待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若万一自己 在手术台上下不来,就让其为他处理好三件后事:一、由其续写完本书的最后半章,并且校正、附图交付出版社出版;二、本书在去年洛阳召开的河洛文化研讨会上 被民族出版社风闻后约稿,但念及自己的学术生涯是在华中师范大学结束的,自己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也希望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此聊表热爱华中师范大 学的心意;三、自己承担的研究生课程妥善安排人接替或更换,代为指导已经受业的门下研究生顺利完成博士论文。本书有幸的是,治疗方案后来改变为先放疗再动 手术,他得以在放疗期间争分夺秒地赶写完书稿并校订了一遍,只是未及配置图版。现今面世的本书,就是正明遗留的完整著作,仅附图和校订由蔡靖泉、王准等弟 子们代劳了。

正明视学术为生命。我和他一起生活的这么多年里,他都是周末回到我们在中南民族大学的家,周日即赶回他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工作室,可谓历久不 变、风雨无阻。何以会如此痴迷学术?难道仅仅是因个人爱好而沉溺其中自得其乐么?他虽未明言,我也略知其心。今读本书,其心其志、其情其趣乃让人豁然明 了。因为他在书中写道:

与经济是否繁荣、政治是否清明相比,学术是否兴旺对后世更有重要意义。……当年的天子和诸侯都已没入历史的遥夜,老学和孔学却至今还活在华夏苗裔的灵魂里。
中国任何统一皇朝的国家机构都要有两个根基,其一是民众,其二是学术,前者是物质上的,后者是精神上的,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民众艰困,学术空虚,任何统一皇朝的国家机构都只能是摇曳的风烛。

不言而喻,他痴迷学术而托以生命,在于兴旺学术以为国家统一昌盛固本强体而贡献自我。学术是他生命的依托,国家和民族才是他生命的归宿。他潜心治学、竭力育人,都是为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鞠躬尽瘁。

临动手术时,我听他对学生感叹说,自己一生除去被错划右派的20年,真正的学术生涯也就仅有20年。是啊,对正明来说,学术生涯太短了。他并不 满足于只对中国范围内作“大知观于远近”的古代地域文化比较研究,还有志于在此基础上作世界范围内的古代文明类型比较研究;他并不满足于只限于理清中华传 统文化的脉络而洞察其发展机制,还有志于厘清世界古代文明的特征而洞察其发展规律;他不仅对中华民族抱有巨大的人文关怀,还对全人类抱有巨大的人文关怀。 受聘于华中师范大学后,他不辞艰辛地为研究生开出了“文明类型比较研究”的新课程。近五年来,“文明类型比较研究”一直是该校历史文化学院各专业研究生竞 相选修而大为推崇的课程。惜哉!天不假年,为之奈何?“文明类型比较研究”今日仅存授课大纲,未成学术专著。但愿他的学生和同仁能够继其遗志,将他的“文 明类型比较研究”讲稿充实完善,撰成学术专著呈献世人。

为使世人较为全面地了解正明的学术生涯和学术见识,在此附录《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4)》刊载的《张正明先生访谈录》。

感谢华中师范大学的老校长章开沅先生、校长马敏先生、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王玉德先生、出版社社长范军先生以及诸多先生的关照和支持。正是有诸多先生的真情关照和鼎力支持,正明晚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工作得十分愉快,本书也得以顺利、快速、优质地出版。

虽说是生老病死,莫非自然,可正明离去,谁知我悲!有道是君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我又何悲?生而为英,死而为灵,正明安息!

董珞谨记
2006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