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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浚与屈原

杜浚与屈原

蔡靖泉

(华中师范大学楚学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要:杜浚是清初遗民文士中的人杰之一,以气节文章深受世人推重。在流寓金陵的隐居生活中,他念念不忘故乡旧国,极其推崇乡贤国魂屈原。在中国诗歌史上,杜浚最尊屈原,认为屈原开创了中国诗歌“缘嗔而作”的优良传统,而屈原之后动人心魄的优秀作品也无不是“缘嗔而作”的。屈原自称其诗歌乃“发愤以抒情”,即杜浚“缘嗔而作”说的理论根源。在杜浚看来,“风骚”传统的核心是“真”,凡是继承和弘扬了“风骚”传统的杰作都是“真诗”。他洞察诗坛积弊而忧患诗道遂亡,乃睥睨一世、疾言厉色地诋诃昧者,振臂大倡为诗首要在于“真”的“贵真说”。

关键词:杜浚;屈原;固节守高;诗道贵真

 

明末清初,风云激荡。社会鼎沸,文坛喧腾。故楚之地,抗清复明的斗争此起彼伏,伤时忧国的悲歌慷慨苍凉;不仅英雄烈士成批涌现,而且文化名人也集中登场。

在明清之际的思想界和文学界,故楚之地的文士是人数最多、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群体,其中不乏思想界的巨匠和文坛上的盟主。尤其是其中一大批入清后坚持民族气节而拒绝出仕新朝的遗民文士,弘扬屈原精神,振发屈骚嗣响,更是以其卓越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在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长于黄冈而寓居金陵、死于扬州的杜浚,就是清初遗民文士中的人杰之一,以气节文章深受世人推重。“一时名公巨卿无不折节下交”,而“士大夫以不识其面目为耻”。清初文坛名家,多称扬其人其诗。潘耒歌云:“古豪士……”曹溶评价:“论诗于今日布衣之士,吾必以杜于皇为巨擘。”[①]吴伟业语人:“吾五言近体自得杜于皇《金焦集》而一变,然犹以为未逮若人也。”[②]卓尔堪编选《遗民诗》,录杜浚诗达158首,为所录遗民诗人作品之冠,并且由衷赞叹:“(杜浚)性傲岸,睥睨公卿间,气概峥嵘,不可一世。每一诗成,脍炙人口,洵乎卓然大家。”[③]

可是,学术界迄今尚未对杜浚作细致深入的研究。近几十年里,出版的文化史论著,几乎对他不置一词;出版的文学史论著,也或漠然无视,或数语简介;专论其人其诗的文章,则仅见数篇。有鉴于此,乃撰小文略述杜浚,以期引起学术界同仁的重视,能够共同对其作细致深入的研究而阐明其文学主张、创作成就、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

杜浚(1610-1678),原名绍先,字于皇,号茶村。少时倜傥风流,才华过人,慨然有用世之志,自言:“方年少时,自负才气,念欲登上第、衣绯乘传,齎三代诰命,归拜两亲于堂上。”[④]时值明末王朝衰颓、社会动荡,他敬慕张居正之所为,期盼入仕掌权而革新明朝弊政、解除国家危机。明崇祯乙卯(1639年)应乡试,试卷本拟列第一,却因结语有冒犯朝廷执政之词,被黜置副榜。壬午(1642年)再试,仍列副榜。[⑤]癸未(1643年)初,张献中率领农民军攻陷蕲州、黄州,大概杜浚为避战乱,于当年或稍晚东奔金陵寓居。南明小朝廷建立后,招考七省贡生,杜浚本欲应试而求大有作为,豪情满怀底忖度:“中年,值用武之世,亦思提十万师横行其间,运筹决策,战必胜,攻必克,使麟阁图吾形而勋业照耀于史牒,良足愉快,称奇男子。”[⑥]可是,目睹马士英、阮大铖擅权而朝纲败坏,乃心灰意冷、绝意仕进。入清后,他效法陶渊明改元亮为潜而改名为浚,以明深藏潜隐、不背故国、不仕新朝的志节。他坚守志节,甘穷乐道,啸傲烟霞,遨游山水,沉浸诗文,声名远播。尽管名公巨卿、文人士子皆望与他来往,但他慎交接,益隐避,唯清茶不离口、诗文不去心,怀遗民孤愤,安布衣生活,往来于金陵、扬州间。晚年去扬州看望友人蒋前民,竟客死扬州,终年77岁。

在流寓金陵的隐居生活中,他念念不忘故乡旧国,极其推崇乡贤国魂屈原。在《鼓柂集序》中,他表示屈原诚伟大,渔父亦高洁,“其临去而歌《沧浪》,濯缨濯足又何其分别清浊之至也,则渔父与屈子同调明矣”,并由衷赞叹:“彼屈子何人哉?太史公所谓推其志与日月争光者也!”言下之意,是自己即使不能做屈原,也要做与屈原同调的渔父。与屈原异代相感的杜浚,也与屈原情通魂共,常年忆潇湘,所作《夏夜即事同梅陌前民》云:

暮雨阻归客,四更残月凉。醉醒人共起,今古梦皆荒。山鬼即萝薜,晨钟惊浑茫。竹虚风泛泛,吾欲忆潇湘。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行必伯夷,置以为像兮。”屈原颂橘而言志,熟读屈骚的杜浚乃认定“士贵有骨”。杜浚尤其敬仰历史上忠贞爱国、坚持道义的志士仁人,不仅热情歌颂,而且置以为像。战国齐人鲁仲连高蹈不仕、义不帝秦,他在《复屈翁山》的信中说:“昔鲁仲连先生惟其负绝识而后有真骨。彼其不肯帝秦,是其骨也。”魏晋时嵇康不满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乃隐居不仕,与道消遥,守志固节,拒不应诏,还针对司马氏借名教礼法压迫士人而“非汤武而薄孔孟”,以致司马氏不可夺其意气而夺其生命,其“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⑦],从容就义而成就其高尚完美的人格。杜浚乃作诗歌颂:

嵇康人中龙,义不可当世。视彼盗国臣,伎俩如儿戏。吐辞薄汤武,千载有生气。临命索琴弹,聊示不屑意。

自关中南奔扬州寓居的友人孙枝蔚受人推举、朝廷诏命而将应试博学宏词科,杜浚偶尔得知即作书劝告:

弟闻交浅不可以言深,则交深者言深可也。弟与豹人(孙枝蔚字)交垂三十年,每忆得树堂中之讲摩、寺园竹下之唱和,可谓深矣!此其道义相勉,颠沛相扶,当何如也……今所劝于豹人者,质实浅近一言而已。一言谓何?曰:毋作两截人!不作两截人,有道曰忍痒,忍痒有道曰思痛,至于思痛,而当年匪石之心,憯然在目,虽欲负此心而有所不能矣。[⑧]

相传孙枝蔚阅此书后,深受触动,乃再三以老病辞诏,未得允许而逼迫入试,也不做完试卷即出考场,康熙特旨授予中书舍人一职,但旋即辞官返归扬州。

《明遗民诗》卷二记述:“杜浚……性傲岸,睥睨公卿间,气慨峥嵘,不可一世。”他不仅对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不屑一顾,而且对当时一些名望隆盛的文人学士也倨傲不敬。明清之际的文坛盟主钱谦益曾造访,他竟然闭门不予接待。[⑨]名著天下而被时人颂扬为“其高文典册可以经国,而法书妙画亦自名家”[⑩]的吴伟业,对杜浚推重有加,可是杜浚却不与他密切交往。龚鼎孳与钱谦益、吴伟业齐名而同为“江左三大家”之一,曾召饮杜浚,并于宴席上“演项羽故事”,有客请他赋诗,他“遂提笔书绝句云:‘年少当场秋思深,座中楚客最知音。八千弟子封侯去,惟有虞兮不负心’”,毫不客气地讥讽主人。因他“性傲慢,不求友”,友人责怪他,他回答:“非敢慢人,第好闲喜睡,得美睡便如游仙,虽司马迁、韩愈比邻,不暇相访耳。”杜浚性格何以如此孤傲,也是认定“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一道而相安”的“有骨”的显露、骨气所使然。钱谦益在明末为几进宰辅的东林党魁、艺林仰宗的文坛泰斗,却为保位全身,先依附佞臣马士英、阮大铖,后投降清朝,在清初因反复无端、晚节不保而为士林诟病。杜浚对他的造访闭门不见,显然是心存鄙夷。吴伟业虽然不像钱谦益那样反复无常,屈节仕清乃迫不得已,而且晚年在诗词中表达有沉痛的自责之情、忏悔之意,但毕竟做了“两截人”。杜浚对他不太亲近,无疑也是对他的失节心存芥蒂。龚鼎孳本为明朝重臣,先投降李自成,后降清官至礼部尚书,颇为时人所讥,也更为杜浚鄙夷。至于答友人之辞,不过是搪塞之语罢了。实际上,他对固节守高之士十分爱慕。王猷定为明末进士,曾佐史可法拥立福王、传檄四方抗清扶明,名重一时,入清后无论清吏怎样荐举,始终坚卧不出,晚年流寓浙中西湖僧舍,而“与杜茶村称性命交”[11]。屈大均尊屈原为祖先,以屈原为楷模,自谓“遂使三闾长有后,美人香草满禺阳”[12],参与抗清失败后削发为僧,还俗后浪迹天涯,“多祖《离骚》词”而以诗歌揭露清军罪行、抒发爱国悲情。杜浚在给他的复信中称道:“仆知足下久矣,盖鲁仲连之流,而仆之同调也。”杜浚流寓金陵,“于并世人独重宣城沈眉生、吴中徐昭发”[13],而沈寿民、徐枋都是清初与杜浚志同道合而潜隐不仕、坚守节操、不交权贵的遗民。

杜浚亲同调而疏流俗,却也理解文士在清廷威逼利诱和生计困窘之下的苦衷,故对出仕新朝而做了“两截人”的文士并不敌视而绝不往来,尤其是在天下大定的现实下对青年学子应试仕清以求功名的行为给予充分理解。他虽然让造访的钱谦益吃过闭门羹,但还是与钱谦益有诗酒之交,传世的诗文集中尚存《奉赠钱牧斋先生》诗。在《与孙豹人书》中,他就说道:“且夫年在少壮,则其作两截人也,后截犹长。”他只是坚守自己的志节且敬重同调而已。正是抱有这种较为通达的待人态度,一时名公巨卿无不折节与他相交,他也与同时的许多名人望士有所交往,如顾炎武、魏禧、王猷定、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侯方域、陈维崧、李渔、王士祯、宋荦、施闰章、尤侗、黄周星、周亮工、吴绮、潘耒等等。

杜浚能“忍痒”,也即能够强忍心中的功名欲望,不受清廷的功名利诱而安心潜隐。然而,作为文士,不求功名,也无利禄,在封建社会便难以自养而多陷穷困。陶渊明归隐田园,即悲歌“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14]。杜浚的隐居生活,似乎必陶渊明更加穷困潦倒,所居茅屋“梁欹栋朽”,家中四壁萧然、炊烟常绝,而且越老越贫。陶渊明作有《乞食》诗,他也有《向顾书宣乞米未》一诗,记述了他的老年生活窘况,也反映了他贫而不改其乐的达观心境:

老断百思想,心同焦谷芽。还将书乞米,最喜粒如花。酒径充肴下,餐宜饮水加。屠门吾不过,持向小儿夸。

友人尝致书问候,他复信坦告:“承问穷愁,如何往日。大约弟往日之穷,以不举火为奇;近日之穷,以举火为奇;此其别也。”[15]尽管如此,他仍不以为苦而自得其乐。《清史列传》记载:“(杜浚)晚年穷饥自甘……尝曰‘吾有绝粮,无绝茶。’尝举所用茶之败叶,聚而封之,谓之茶丘。”他在《茶丘铭》中称:“吾之于茶也,性命之交也……因慨生平,赋命奇薄,与物无缘,惟茶为恩我。”

陶渊明嗜酒而杜浚嗜茶,酒茶皆不能果腹,但酒可使人沉醉忘事、茶可使人清心明目。陶渊明借饮酒以冀遗落世事,杜浚则借饮茶以求不忘世事,因为他时时刻刻在“思痛”、思“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痛以固“当年匪石之心”。所以,他也深刻理解陶渊明,作有《陶渊明》一诗咏道:

渊明纯醒人,生平未尝醉。悠然见南山,佯狂有醉意。

“忍痒”诚不易,“思痛”犹憯然。杜浚之所以会如此且能如此,在于他为屈原所感召、为《离骚》所激励。他正是在时时读《离骚》中安贫乐道、固志守节的,有《就枕又作》云:

妇病何时愈,儿寒已自号。感深心动色,愁极鬓催毛。晓榻疑冰水,秋衿即布袍。悔无名士福,昨夜读《离骚》。

虽无名士福,但有诗文誉。杜浚一生所见所思,尤其是感深之心、愁极之意,皆寓之于诗文,前人称其“著述等身”。不过,由于贫穷,他无力全部自刻成集以传世。又由于“性傲才奇,与寡谐,间有大力者欲刻其集,而先生岸然不以屑意,故稿多散佚”[16]。去世后,又因其“生平论诗极严,于时人多所诋呵,有富于财者,重价购其集(杜浚自定手稿)而焚之”[17]。其黄冈乡人收求其遗稿,刻成《变雅堂集》行世,乃如王士祯所言“盖不及十之三云”。[18]今《续修四库全书》影录的《变雅堂遗集》,采用的是清光绪二十年黄冈沈氏刻本。有文集八卷、诗集十卷。

当时名公巨卿折节求交杜浚,除了因其骨气奇高之外,又在于他的诗学见解很高,即“一意于诗”而在诗歌美学上有着独出己见的卓识。

在中国诗歌史上,杜浚最尊屈原,认为屈原开创了中国诗歌“缘嗔而作”的优良传统,而屈原之后动人心魄的优秀作品也无不是“缘嗔而作”的。在《跋黄九烟户部绝命词》中,他指出:

一部《离骚经》,缘嗔而作也,故屈子不嗔,则无《离骚》。由是武侯不嗔,则无《出师表》;张睢阳不嗔,则无《军城闻笛》之诗;文文山以嗔,故有《衣带铭》、《正气歌》;谢叠山以嗔,故有《却聘书》。

“嗔者,生气”,愤怒也。屈原自称其诗歌乃“发愤以抒情”[19],即杜浚“缘嗔而作”说的理论根源。司马迁有《诗经》、《离骚》及《春秋》等名作“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之说,韩愈有“不平则鸣”之说,欧阳修有“诗穷而后工”之说等等,都是对屈原创作论的继承和发展。杜浚的“缘嗔而作”说,也是在总结古往今来文学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对屈原创作论的高度肯定和具体阐释。黄九烟,即清初著名遗民诗人黄周星,明末进士,授户部主事,鼎革之后隐居金陵,与杜浚志同道合,将郁积于胸的感愤、怨怼、无聊、不平等等一一寓之于诗,而且素怀屈原之志而诗风颇近《离骚》,最终效法屈原而自投秦淮河以死。杜浚称道其《绝命诗二章》说:“其首章固以自明其嗔之故,次章直欲与三闾大夫方驾齐驱,岂欺我哉!”“缘嗔而作”之说虽然是因黄诗有感而发,却是杜浚鉴古察今而久悟于心的深刻认识。

除了推尊屈原之外,杜浚还推尊宋玉、陶渊明、孟浩然和杜甫,认为他们的诗歌创作弘扬了“风骚”优良传统。在《楚游草诗序》中,他深情怀念故乡“乃屈原、杜甫之乡”,悲叹自己垂老而不得返归故乡,又故作自幸语说:

无屈、杜二子之才而百倍其穷,藉使得归而不能为其骚与诗,何如不归藏拙之为愈也。

言语之中,表达出对屈原、杜甫的高度崇敬及“为其骚其诗”的真诚向往。在另一篇《楚游草诗序》中,他也开宗明义地说:

楚,筚路蓝缕之乡也。然而骚有屈、宋,诗有杜、孟,称古今之冠。

如此之说,看似出于他的故乡情结所使然,实际上他就是如此认定的。屈原是诗祖,杜甫是诗圣,宋玉出于蓝而有所为的创作成就可与屈原并称,前人已有定论,而孟浩然在当世就受到了“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的仰慕。至于说杜甫是楚人,也非他攀龙附凤,《旧唐书·杜甫传》即载杜甫“本襄阳人”,他乃因之而有诗云:“只缘错答宣王问,却被襄阳杜甫嗤。”[20]杜浚推尊屈、宋和杜、孟,首先不在于他们是乡贤,而是他们的诗歌堪为典范。在《与范中闇》中,他则极度颂扬了陶渊明。

在杜浚看来,“风骚”传统的核心是“真”,凡是继承和弘扬了“风骚”传统的杰作都是“真诗”。在《程孚夏诗序》中,他针对清初诗坛现状而强调:

古今真诗,皆露积于天地之间,无有遮蔽,不设典守也,然惟明眼者能见之,手敏者能举之……乃昧者不知,虽轶世奇作露积于前,而一无所见。

他还愤激地说:

然吾里自一二狂士以空疏游戏为真,而诗道遂亡。真岂如是之谓耶?![21]

诗何以不古若哉?盖其患不在真衰而在假盛。真衰可起,而假盛不可为也![22]

其言之疾,其论之绝,在清初诗坛上罕有可匹。由其言其论,乃可想见那些昧而不知真诗却以假而盛于诗坛的时人受到他的诋诃后该是多么怨恨。然而,考察明末清初的诗坛状况,辨析杜浚言论的精神实质,则不得不钦服杜浚勇气的巨大、针砭的深透。晚明,“公安派”扫除“后七子”倡复古而主模拟的迷雾,“靡然从之”的文人却在创作上衍成惟我好新、空疏粗浅的流弊;“竟陵派”继之强调“文法”而欲矫正“公安派”流弊,“靡然从之”的学子却又衍成刻意法古、游戏文字的流弊。清初诗坛,流弊更重,以至于杜浚目睹“诗道之芜”而悲叹:“然在今日滔滔汩汩、千篇一律之时,人怀垄断之心,以摩风骚之垒,吾见其相背之戾也!”正是洞察诗坛积弊而忧患诗道遂亡,杜浚乃睥睨一世、疾言厉色地诋诃昧者,振臂大倡为诗首要在于“真”的“贵真说”:

今读苏岭之诗多清新跌宕之音,余诗多志微噍杀之响,然而贵真不贵赝同也![23]

前人称:“启、祯之间,楚人言诗者多效法钟、谭,浚独以少陵为诗,以此名闻天下。”[24]今日也有人以为,杜浚尊屈原、杜甫而力倡“贵真”,是对“公安派”和“竟陵派”的否定。其实不然,杜浚十分敬重“公安派”和“竟陵派”,并且引以自豪:

二百年来海内之诗,大都视吾楚为转移。始之为长沙,继之为公安,又继之为竟陵,虽各出手眼,互有异同,然能拘束天下豪杰之士受我驰驱,岂非极一时之盛哉!

杜浚的“贵真说”,在基本思想方面与之一脉相承,也可谓受之驰驱,但又是着眼于先秦以来文学发展规律,根据诗歌发展的现实要求,总结了明代中叶至清初的诗歌创作经验,汲取了自明代前、后“七子”以来文坛各派的理论精华并扬弃了其偏颇之论而提出的。因而不仅补正、丰富了前人的文学思想,还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概而言之,“贵真说”的思想内涵和思想意义主要在于:

一、“真” 即人真,“真诗”即自我的真情真性自然的、艺术的表现,所谓“人即是诗,诗即是人”[25],读其诗而可想见其人。“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26],“竟陵派”强调“真诗者,精神所为也”[27],杜浚的“真诗说”,正是继承其基本思想而来。不过,杜浚认为他们的诗歌创作,却未能很好地实践其理论,而且有着不良的影响。在《与范中闇》,他感叹就真切表现自我并达到物我为一的境界而言,古来真诗难得,唯陶渊明诗可副其实:

世所谓真诗,不过篇无格套、语切人情耳。弟以为此佳诗、非真诗也。何也,人与物犹为二物故也。古来佳诗不少,然其人不可定于诗中。即诗至少陵,诗中之人亦仅有六七分可以想见。独陶渊明片语脱口,便如自写小像。其人之恺弟风流、闲情旷远,千载而上如在目前。

真诗既难得,真诗不易作,故作诗绝对不可草率从事。他因此痛斥诗坛流弊说:“又有人焉,闻露积之论而是之,欣然从事,率易鄙俚,粗恶浮诞,譬如露积金玉而独拾瓦砾焉。”[28]显然,这是针对“公安派”创作的不良影响而发的矫枉之论。

二、“真”也在于事真,“真诗”即真实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杜浚推尊屈原和杜甫,即屈原和杜甫在其诗歌中既表达了忧国忧民的真实思想感情,又反映了溷浊动荡的真实社会状况。由于身历沧桑的杜浚更有似于身逢安史之乱的杜甫的经历、杜甫诗歌反映的社会现实更为广泛、杜甫诗歌艺术风格也更令情通神会的后世文人效法,故杜浚也特别称扬杜甫所作“真诗”,并且强调杜甫诗歌可以证伪:

国固不可以无史,史之弊,或臧否不公,或传闻不实,或识见不精,则其史不信。于是,学者必旁搜当日之幽人愨士局外静观所得于国家兴衰治乱之故、人材消长斜正之几、发而为诗歌、古文词者,以考证其书,然后执笔之家不敢用偏颇影响之说,以淆乱千古之是非,非漫作也。故世称子美为诗史,非谓其诗之可以为史,而谓其诗可以正史之伪也。

杜甫诗歌在唐时即号为诗史,乃如孟綮《本事诗》所云:“杜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而后人因称杜甫为诗史,以为“杜甫诗多有敷陈时事如史者”;又宋人开始大力推尊杜甫,主要是崇拜杜甫的高妙诗艺,甚至迷信杜甫诗歌“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语),明清人因而尊崇杜甫为诗圣。杜浚感时省旧、鉴古察今,指出诗并非可以等同于史,而是因其真实地反映了现实而可补史之阙、证史之伪,并且对杜甫诗歌的价值正本清源的肯定。在他看来,诗歌创作不应也不能成为游戏文字,否则会失去社会价值而诗道必衰,往古如此,明、清之际的社会动荡、民生艰难的现实更需要诗人正视和反映。他乃对诗坛时弊尤其愤慨:“(昧者)于是好奇好异,渔猎伪书,饤饾难字,而且凿空吊诡,诘曲其词,用以欺世而盗名。名未尝不可盗,而诗于何有?!”[29]

三、真归于正、等同善,真诗则载道须正、明德须善,也即真诗不仅是真实地表现了自我、反映了现实,而且符合传统的并为主流社会所崇尚的思想道德观念,因而既具现实意义又有社会意义。杜浚认同的思想道德观念,当然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其核心则是儒家的“忠孝观”,尤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忠贞爱国观念。他在《奚苏岭诗序》中强调:

真者必归于正,故曰正风、正雅,又曰变而不失其正。诗至今日不能不变,道在不失其正而已。苏岭独知之,属余言其端。余惟序真诗不可以作饰语,而真莫真于畴昔之日外王父家之所讲摩、及忠臣墓下之所期许,盖未尝一日忘诸怀,而于是焉发之,以为是真诗之所由来。

如杜浚所言,汉人谓《诗经》有正风、正雅和变风、变雅,皆反映现实政教得失,而“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30]。在杜浚看来,自己所处时代正是所谓王道衰、世道乱之际,故为诗“不能不变”,但却“道在不失其正”,也即反映现实而讥刺时政、讴歌王道而维护礼义,作为传统思想道德和行为准则之礼义的核心就是“忠”,忠君爱国之心乃“发之以为真诗之所由来”。因此,杜浚称道他人之诗,即强调其“时露胸臆见忠孝之情焉”。杜浚自为诗歌,也发愤以为变风、变雅之作,所刻文集亦名之为《变雅堂集》(查《自刻文集序》)。陈纲《变雅堂文集序》乃云:

先生之志行,虽或过于中庸,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其词虽或流于跌宕怨诽,然变而正,怨而不激,有《离骚》之遗风焉。

四、“真诗”不仅要尽其天分,而且必须“根蒂于古”,即继承古代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针对当时诗坛现状,杜浚尖锐地批评说:“诗道之芜,由于古学不讲,今人师今人。相习者,今人之诗。相争者,今人之名。又有一二黠者,翘翘然雄长于其间,操号召之柄,一丘之貉耳。”[31]他称道朱阜公的诗歌,即认为“朱子不为今人之诗耳超然学古者也”。那么,如何讲古学而“学古以为诗”呢?在《喻先生诗序》中,他明确指出:

吾意必且渊然退然,尽其所得于天之分而根蒂于古,以盛唐为门庭,以老杜为壶奥,以刘、柳为轩榭,自宋以下无讥焉。

显然,杜浚所谓“学古”即宗唐。他的宗唐主张,看似与明代的前后“七子”的“诗必盛唐”主张一脉相承,但并不尽然。首先,他虽然主张力学唐诗,却不认同前后“七子”模仿唐诗的拟古倾向,而是主张力学而得唐诗神髓,推崇出其性情、尽其天分而天姿自然的艺术表现,即所谓“其诗成而天姿弗饰”[32],故痛斥当时诗坛因承明代复古主义而恶性发展的“渔猎伪书,饤饾难字”现象。其次,他虽然宗唐,却并不认为唐人的诗歌皆好,而是标榜杜甫及刘禹锡、柳宗元,认为杜甫是力学的最高典范,而刘、柳次之。杜甫胸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不仅有“诗史”之作,而且因诗艺高妙而被尊为“诗圣”。刘、柳皆因参与振兴唐王朝的政治革新而遭到贬谪,所作诗歌也不仅“深得骚学”,而且雄深清雅、迥拔流俗。推尚发之以忠君爱国之心、成之以天姿自然之诗的杜浚,当然标榜他们。前人记杜浚“尝谓:‘文体坏于范、陈,诗体坏于元、白”[33]杜浚对元稹、白居易的诗歌持否定态度,显然是认为元、白倡导新乐府运动而从事平易晓畅、浅近通俗的新乐府诗创作,致使诗歌变雅就俗,开启流衍后世、甚嚣于明清之际诗坛的草率浮浅、“卑俚易尽”风气。这种看法,当然并不公允,而是愤激于当时诗坛流弊的偏颇之见,但在当时提出也有矫枉过正之效。

上述四个方面,可谓杜浚“贵真说”的主要内容,也可谓构成了杜浚“贵真说”的理论框架。其“贵真说”既有直接继承明代后期文坛诸派之说的理论精华之“因”,又有总结历代诗歌创作、尤其是明代后期至清初诗歌创作的经验教训而力阐己见、破旧立新之“革”,诚然有因有革,言约理深;批判继承,纠偏救弊。

在清初文坛上,针对明中叶以来文学流派的理论偏颇和文学创作流弊而作反思者不乏其人,以至于形成一股文学理论的反思和阐发热潮,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及钱谦益等都有文学思想的阐扬。杜浚虽然不及顾、黄、王、钱等人名高望重,杜浚的“贵真说”也或许不及他们的文学思想丰富深刻,但其思想观点的鲜明性、现实批判的尖锐性则不亚于他们且甚至过之。

前人记述杜浚“生平论诗极严,于时人多所诋诃”[34],“论诗文有不合者,辄攘臂与争,即权贵人不少假”[35]。这种行状既反映出杜浚刚正不阿的个性,又表明了杜浚对其文学主张的自信自重和纠偏救弊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

杜浚的诗歌创作,在创作精神和艺术表现上都继承和发扬了屈骚传统,成就高而影响大。前人称道:“于皇诗,一若幽以深,一若壮以丽,一若内无所不窥而外无所不际,盖定乎性情而饶乎分力者也。”[36]又有赞语:“观于皇诗,固极天下之奇,而正自寓。乃诗家之正声,骚人之逸响。”[37]限于篇幅,本文不能详述,待另撰文专论。

[①] 郑方坤:《清朝名家诗钞小传·变雅堂诗钞小传》。

[②] 同上。

[③] 《明遗民诗》卷二。

[④] 杜浚:《六十自序》。

[⑤] 杜浚:《六十自序》:“而命数厄其前,长屋裂于后,壬午再乙。”

[⑥] 杜浚:《六十自序》。

[⑦] 《世说新语·雅量》。

[⑧] 《变雅堂遗集·文集》卷四《与孙豹人书》。

[⑨]《九朝新语》卷八:“黄冈杜茶村流寓金陵,钱牧斋尝造访,闭门不与通。”

[⑩] 尤侗:《祭吴祭酒文》。

[11] 卓尔堪《明遗民诗》卷一。

[12] 屈大均:《屡得友朋书札感赋》。

[13] 《变雅堂遗集·附录》卷一方苞《茶村先生墓志铭》。

[14] 陶渊明:《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

[15] 杜浚:《复王于一》。

[16] 《变雅堂遗集·附录》录郑樗园语。

[17] 王士祯:《渔洋山人感旧集》卷六。

[18] 同上。

[19] 屈原:《九章·惜诵》。

[20] 杜浚:《怀山堂论诗》(其二)。

[21] 杜浚:《奚苏岭诗序》。

[22] 杜浚:《喻先生诗序》。

[23] 杜浚:《奚苏岭诗序》。

[24] 《小腆纪传补遗》卷四。

[25] 杜浚:《与范中闇》。

[26] 袁宏道:《序小修诗》。

[27] 钟惺:《诗归序》。

[28] 杜浚:《程孚夏诗序》。

[29] 杜浚:《程孚夏诗序》。

[30] 《毛诗序》。

[31] 杜浚:《朱阜公诗序》。

[32] 杜浚:《徐荩臣诗序》。

[33] 《变雅堂遗集·附录》卷一《黄州府志·隐逸传》。

[34] 《变雅堂遗集·附录》卷一《黄州府志·隐逸传》。

[35] 《变雅堂遗集·附录》卷一郑方昆《变雅堂诗钞小传》。

[36] 《变雅堂遗集·附录》引张明弼《莹芝集》。

[37] 《变雅堂遗集·附录》引姜垓《筼筜集》。

【本文原载于《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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