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居》、《渔父》的产生与屈原的影响

蔡靖泉

华中师范大学 楚学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卜居》、《渔父》两篇,因王逸解题称“屈原之所作也”且又为朱熹、洪兴祖肯定后,即被视为屈原的重要楚辞作品。但自明、清以来,已多有学者怀疑并证伪。从其文体和文风来看,两篇当不是屈原的作品。据战国后期的楚国历史文化背景和战国至汉初的文学发展状况推断,两篇应作于楚考烈王时代、出自楚国具有道家思想的隐士之手。两篇的产生,反映出战国末年的楚人对屈原已经有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反映出屈原在战国末年乃至秦末所形成的巨大社会影响。

关键词  卜居;渔父;屈原;影响

 

楚辞作品的作者问题,是楚辞研究中备受重视又长期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卜居》和《渔父》的作者,虽因王逸、朱熹、洪兴祖认定为屈原而世人多从其说,但自明、清学者怀疑、现代不少学者予以证伪以来,迄今学界也难有定论。这两篇作品,在文体和文风上明显与公认的屈原作品有异,故确认其作者及其产生时代,对于认定屈原的成就、影响乃至先秦文学的演变、战国后期至汉初历史文化的发展都意义重大。笔者乃在古今学人的辨析基础上,根据屈原的身世和创作、结合战国至汉初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的文学发展状况等来作深入考辨与合理推断,以期有助于这一意义重大的问题的解决。

王逸《楚辞章句》题解《卜居》、《渔父》,皆首称“屈原之所作也”,但在《渔父》解题最后,又称“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从而表达出未敢确定作者的犹疑和矛盾。

朱熹撰《楚辞集注》、洪兴祖撰《楚辞补注》,则毫不含糊地肯定两篇都是屈原的作品。

朱、洪语出,即成权威之论。明代,张京元《删注楚辞》,才首先“疑为伪作”。清代,崔述在《考古续说》卷一《观书余论》中,断其“亦必非屈原之所自作”。尽管如此,张之疑和崔之断,在明清屈学界犹似平静的湖面上偶尔吹出的涟漪,丝毫未能撼动绝大多数学者信从的朱、洪之论。至现当代,怀疑和否定屈原著作权的学者才逐渐增多。经陆侃如、游国恩、郑振铎、郭沫若、马茂元等人证其伪后,虽然仍有许多坚持传统说法和徘徊于信疑之间的学者,但不少学者已经认定两篇不大可能是屈原的作品,而是“屈原既死之后”的楚人根据屈原的生平事迹和思想人品写成的作品。

现当代学者否定两篇是屈原作品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两篇的体裁与公认的屈原作品不类,即都是以客主问答构成的散体韵文,“句法既极其参差,用韵又很随便” [1]P201。“它是介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新的体裁,是‘不歌而诵’的汉赋的先导,是从《楚辞》演化为汉赋的过渡期间的产物。”[2](P215)

二、公认的屈原作品,大都是以第一人称抒情陈辞。两篇则是以第三人称叙事对话,“显然是旁人的记载” [1](200),“只是第三者设想屈原处境,对屈原心理一般的揣测与综合的表现”。[2](215)

三、两篇叙事简单直捷,达意明朗清楚,而公认的屈原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无不蕴藉深厚,曲折而复杂”[2](215)

四、“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里载《怀沙》时,说明是屈平所作;载《渔父》时,却没有说明。他只把它当作别人的作品般的采用,正如他采用淮南王的《离骚传》似的。”王逸的《渔父》解题中的自相矛盾之语,表明“他不认它为屈平自作”。[3](P130)

坚持两篇为屈原所作之传统说法的学者,认为上述证伪理由皆难成立。陈子展在《楚辞直解》中,对证伪的各种论点一一予以驳斥。当今的“屈作说”者,大都认为陈子展论说全面、论据充分而申述和发挥其论点。

不过,“屈作说”者并不否认两篇在文体形式和表现方式与公认的屈原诗歌的不同,也认定“它们毕竟不是诗,而是散文,最多可以说它们是散文诗”[4](161),“它们代表着辞赋文体由诗而散文化、外在化的开端和转折,成为楚辞到汉赋这两大时代文体的重要结合点和出发点”[5](528)。“屈作说”者只是强调:“对于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会有多样化的,他是有继承同时又有独创的……到了屈宋时代,散文多种多样,其间产生了大量问答体的散文,即所谓‘战国文体’;并且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为什么我们独怀疑于屈子应时崛起,而有《卜居》、《渔父》一类以问答为主的散体韵文的发生?”[6](676-677)

既然持真伪两说的学者对于两篇的文体性质有了共识,那么,在资料阙如、尚无确证的情况下,判别其真伪的方法,就主要根据深入分析战国至汉初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学发展状况、屈原的身世和创作、辞和赋的文体特征及演变规律、汉人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记述等来做出切合事实的推断。

确如陈子展等人所说,散文发展到孟子、庄子和屈原、宋玉的时代,已经达到了先秦散文的高峰,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可是,就以主客问答形式、以铺排辞令方式来述志达意这种散体韵文,也即被公认“成为楚辞到汉赋”的过渡阶段的文体形式(或称赋体雏形),依据文体演进的规律,应当是在楚辞创立并成熟的基础上化诗为文、变骚成赋的产物,故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总结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古今对此说,皆无甚异议。

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屈骚也体现了楚辞的成熟形态和高度成就。以屈原“博闻强志……娴于辞令”之才,据屈原时代文学发展的状况,屈原并非没有独创楚辞又进而独创韵散结合的楚赋的能力和条件。但应认识到,屈原是“明于治乱”的楚国大臣而为实现“美政”理想奋斗终生,屈原创作楚辞并非有心于要做诗人和新体诗的开创者,屈原成为伟大诗人乃是“时代玉成了他”。诚如司马迁所言:“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最能体现楚辞的成熟形态和高度成就的屈原代表作《离骚》,以及屈原所作严格意义上的楚辞体作品《九章》,是屈原“发愤以抒情”、“兹历情以陈辞”的产物,而屈原“陈辞”,又是为着“矫以遗夫美人”。概言之,屈原陈辞赋诗,并非为了消闲自娱或娱人耳目,而是他那爱国爱民的真诚之心、存君兴国的忠贞之志不但不为人所理解,反而遭到群小的谗害和壅君的放逐,以致愤慨之感和悲怨之情长期郁积在胸而无以舒泄,故陈辞赋诗“发愤以抒情”,并希望借此寄言于楚王而使之醒悟,且聊以排遣心中痛苦。愤激而情烈,出于充分抒发思想感情的需要,屈原乃借鉴民歌、主要是楚地民间祭祀乐歌的形式,凭藉自己高度的文学素养,创造性地扩大以往诗歌的体制,发展以往诗歌的各种句式和表现手法,创作出以第一人称抒情而便于充分表现自我为起点、以丰富奇伟的想像和幻想为基础、以系列比兴象征的艺术表现为特征的形式新创一体、成就卓绝一世的楚辞。可以想知,屈原“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在忧愁幽思之中陈辞赋诗、抒情诉怨,既企盼“遗夫美人”,又舒泄心中悲愤,故自然也必然会采用第一人称以便于抒发心中那掩抑不住、犹似火山爆发一般的激切强烈之情。放流之中的屈原,“愁郁郁之无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以其“劳苦倦极”的状态和“疾痛惨怛”的心境,屈原是不大可能平静下来以第三人称叙事记言的。《卜居》和《渔父》,既非“遗夫美人”之作,亦非抒己愁怨之作,显然是记叙屈原言行而示诸世人、“高其行义”之作,与屈原在放流之中陈辞赋诗的动因、目的皆不合。

《卜居》首引云:“屈原既放三年……往见太卜郑詹尹。”《渔父》开篇亦云:“屈原既放,游于江谭……渔父见而问之。”早有学者意识到,屈原见太卜、渔父之事和太卜、渔父其人皆不可考。王逸以为,其事其人皆真。朱熹则不敢确定《渔父》所叙,而称“或曰亦原之设词耳”。洪兴祖乃断言:“《卜居》、《渔父》,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宋代以来治骚者,仍有不少力图坐实,但迄今劳而无功。值得注意的是,经过长期辨析考证后今已被学术界基本认定为宋玉之作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都是与《卜居》、《渔父》文体类同的构以问答、韵散相间而拓辞为赋之作。尤其是《风赋》、《对楚王问》,与之结撰方式更为近似。然而,宋玉赋作中叙及的人物却无不可考,如楚襄王、景差、登徒子等。以宋赋证之,屈宋时代擅长楚辞者所作构为主客问答之词的散体韵文,皆缘事而成文,文中主客皆为真实人物而非寓言人物。倘若两篇真是“屈原之所作”,屈原自叙言行事迹,又何来必要在文中虚构一客呢?如果文中之客不是虚构人物,文中的难解之处就多了。“太卜”本为商代官名,西周因之为卜官之首。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楚国只见设“卜尹”一职。“郑詹尹”其人,究竟是“郑之詹氏尹于楚者”还是“其在楚为太卜,尝在郑为詹(占)尹”[10][①],令人疑惑。即使“太卜郑詹尹”实有其人其官,其人则在楚国居于高位而侍奉楚王身边,那么屈原又怎能在流放三年后往见他呢,是返回故都相见的么?可是,屈原在《九章·哀郢》中明言:“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渔父”无名无姓,而《庄子·渔父》记叙了孔子遇渔父的故事。这屈原所遇见的渔父与孔子所遇见的渔父,竟然有着同样的身份,即都是具有道家思想的隐者。更为巧合的是,渔父“鼓枻而去”时唱给屈原听的歌,乃《孟子·离娄上》记叙的孔子所闻楚之《孺子歌》(《沧浪歌》)。显然,《庄子》中的“渔父”是寓言人物,《楚辞》中的“渔父”也为虚构形象无疑。太卜郑詹尹,恐怕也是虚构的人物。这郑詹尹和渔父,不会是屈原虚构的人物形象,而当是楚人早已虚构出并在楚地广泛而经久传扬其故事且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

两篇中的一些遣词用语,明显与屈骚中的用语习惯不合。如“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屈骚则不用“黄鹄”一词,而是习用“虬龙鸾凤,以托君子”,即《怀沙》云:“凤凰在笯兮,鸡鹜翔舞。”又《涉江》云:“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楚人崇凤,屈原乃突出地、反复地歌咏凤凰以寄意托志、况己喻贤。再如,“千里驹”一词,也不见于屈骚。屈骚中以良马喻贤才,习用“骐骥”一词。“哫訾粟斯,喔咿儒儿”、“突梯滑稽,如脂如韦”这类语词,显然是战国楚地民间的口语俗词,更是不为屈骚采用。屈原赋诗,虽然大量采用民间口语,但予以选择和锤炼。正是有感于民间祭祀乐歌“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还有,词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在屈骚中既不见用其词语,也不见用其句意,其词其句却分别见于《老子》、《荀子》、《韩诗外传》等书中:

《老子》二十章:“俗人察察,我独闷闷(通汶。《楚辞补注》:“汶,音门。”

《荀子·不苟》:“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人之情也。其谁能以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

《韩诗外传》卷一:“故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皭皭容人之混沄然?”

关于这几段文字中词语和韵律的异同,汤炳正先生在《释“温蠖”——兼论先秦汉初屈赋传本中两个不同的体系》一文中论说甚详。不过,汤先生认为上录《荀子》和《韩诗外传》中的文字同《渔夫》中的文字出现的词语和韵律的歧异,是荀卿和韩婴据不同的《渔夫》传本引用所致,这倒未必。据其采用的长久性和引用的广泛性来看,上录与《渔夫》中相同或相似的词汇、语句,应该是楚地经久和普遍使用习惯用词和用语,只是楚地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人们使用时稍有字、音或结构的差异而已。诚如陈子展批驳胡适之说时所言:“倘论见解与技术,难道《卜居》、《渔父》高于《离骚》?”[7](P669)的确,两篇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远不及屈原的代表作。就遣词用语的情况来看,两篇大不像出自“楚之同姓”且“娴于辞令”而求“文辞丽雅”的诗人屈原之手。

谁也不能否认屈原是既有继承性又有独创性的伟大作家,但通过细致分析而否定两篇的屈原著作权,丝毫无损于屈原的伟大。相反,合理推断出两篇为他人之作,更反映了屈原的伟大。如果屈原不伟大,他人怎会作两篇以记叙屈原言行而“高其行义”呢?

《史记·屈原列传》记叙:“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此语实已明确指出,屈原的创作是辞、即楚辞体诗歌。屈原之后的宋、唐、景之徒,虽然好辞而能作楚辞,却因大量创作拓辞为赋的散体韵文而“以赋见称”。韵散结合的赋这种新文体,乃宋玉等人“好辞”而拓宇于楚辞的创造。

或许就是根据司马迁的记叙和传世有宋玉的同体赋作,一些学者认为《卜居》、《渔父》大概是宋玉等人的作品。郭沫若曾在1941年写成的《屈原的艺术与思想》一文中说:“(两篇)恐怕是屈原的后辈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做的。”

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应该说都有写作两篇的条件和才华。不过,以他们的身份,他们恐怕不会做也不敢做这样两篇记叙屈原言行、表现屈原志节的赋。因为三人都是楚顷襄王身边的文学侍从之臣,主要职责就是伴顷襄王宴游时吟诗作赋以助欢娱,谨小慎微地侍奉君主而唯恐遭弃,故吟诗作赋“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哪里还会、还敢于言称被“顷襄王怒而迁之”的屈原!

当然,宋玉也有愤世嫉俗的感慨、怀才不遇的悲怨和处穷守高的心志,而且最终还是没能保住小臣之位,失职沦为贫士,在穷困潦倒之中“发愤以抒情”,写成楚辞名篇《九辩》。为何不能推想,宋玉能在失职后作成《九辩》,又怎么不可以在失职后追怀屈原而作有《卜居》和《渔父》呢?但是,据可认定的宋玉作品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前面已经指出,宋玉的赋作,主客人物皆实有而非虚构。以主客问答之词构成的赋作,当经过了主客由真实到虚构、主客之词由敷陈衍叙到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发展。《卜居》和《渔父》,诚然是宋赋之后、汉赋之前的过渡阶段的作品。再说,上述两篇中的遣词用语,既不见于公认的屈原作品中,也不见于可认定的宋玉作品中。宋玉作品中喻贤况己,也仿效屈原而习称“凤凰”和“骐骥”。《九辩》云:“谓骐骥兮安归?谓凤皇兮安栖……骐骥伏匿而不见兮,凤皇高飞而不下。”《对楚王问》云:“故鸟有凤而鱼有鲲。凤凰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篱之鷃,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

宋玉、唐勒、景差主要活动于楚顷襄王时代,两篇产生的具体时段就应在其后的楚考烈王时代。其作者是紧承屈原、宋玉的后辈,而且了解屈原的身世、熟读屈原的诗歌。因此,他们可以根据屈原的生平和屈原在其诗歌中的自我抒写,“假设问答以寄意”。也有学者推测,两篇是秦末汉初的作品。但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两篇既然采用了先秦古韵,就不能否认它们是战国末年的楚人之作。

不知是否基于犹同笔者上述的考虑,郭沫若在1953年写成的《〈屈原赋〉今译·后记》中,改变了先前的看法,说明:

《卜居》和《渔父》两篇,很多人怀疑不是屈原的作品。特别是《渔父》那一篇应该是后人的著作。但作者祗是把屈原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并无存心假托。它们之被认为屈原作品,是收辑《屈原赋》者的误会。这两篇由于所用的还是先秦古韵,应该是楚人的作品。作者离屈原必不甚远,而且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人。

郭氏此说,被今日许多学者认为“较合情理”而欣然赞同。遗憾的是,郭氏虽然推定两篇应该是屈原死后不远且深为了解屈原的楚人所作,却未进一步阐发作者的身份、写作两篇的动因和目的、以及两篇产生的社会意义。今之学者,也对此探讨不够。

两篇作者的生平,诚然已经无从考证。但由两篇虚构的客之形象及其表达的思想倾向,可以推定其作者身份应是屈、宋之后隐居楚国民间的道家人物。《卜居》的作者虚构的客之形象是一位卜者。“詹尹乃释策而谢”的答屈原问卜之辞,虽然表达出对屈原高洁廉贞品格和正道直行精神的肯定,却也反映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家朴素辩证法认识论和“用君之心,行君之意”的道家因顺自然人生观。《渔父》的作者,虚构的客之形象是一位渔翁。渔翁所言所歌,亦反映出“不凝滞于物”、“与世推移”的道家处世态度和“水清濯缨,水浊濯足”的道家行为方式。自春秋末年至战国末年,道家思潮兴盛于南方楚地,楚地士子大都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由于楚国地域辽阔、山水秀丽、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和灭国多发展快而阶级变化大、政治日趋腐败黑暗而“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等原因,楚国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文人学士乃潜隐宜于适己逍遥的民间为卜者、渔父或农夫。因此,孔子适楚所遇长沮、桀溺、接舆,庄子本人及其描叙的老莱子、南荣趎、黄缭、渔父,以及鬼谷子、鹖冠子等等,都是隐居楚国民间的道家人物。楚道家人物隐于民间而多为卜者,至汉初犹然。《史记·日者列传》记载,贾谊和宋忠同在长安为官,一日“相从议论,诵易先王圣人之道术,究遍人情,相视而叹。贾谊曰‘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两人乃访“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长安市东”。司马季主与弟子“方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见两人则引老子、庄子之说而阐明“君子处卑隐以辟众,自匿以辟伦,微见德顺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养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誉”的道家处世原则。由两篇中描叙的客之形象及言辞,可以推测其作者就是在楚国民间或卜或渔的“处卑隐以辟众”、顺自然以应德的道家人物。也正因为作者是这类道家人物,两篇中才有这种客之形象和这样的道家言辞。

至于战国末年何以会产生这样两篇作品,隐处楚国民间的道家人物又何以会创作这样两篇作品,这就应结合战国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作深入探讨了。

屈原死后,楚国国势如江河日下。顷襄王亡羊补牢,实为晚矣。考烈王经营东土,勉撑残局。可是,秦国破三晋而败五国联军,兵锋直指楚国最后的都城寿郢。可想而知,在这楚国将亡、六合可扫的危机关头,有着悠久而光荣的爱国传统的楚人[12],必然会有发扬传统以表达卫国救亡意识的强烈反应。在屈原时代,因楚国是由极盛转衰,一般民众大概对国家的这种巨大变故缺乏心理准备而反应未及,故屈原悲叹“众人皆醉我独醒”而独为之鸣。可是,屈原之后秦国长驱直入而楚国复强无望、危在旦夕的现实,则会越来越强烈地激发出楚国民众的爱国救亡意识。更重要的是,国家之间的较量,最终还是文化之间的较量。楚、秦两国公开的、你死我活的争斗,实际上也是楚、秦文化直接的、水火难容的冲突。楚国的兴盛,依靠的是长期推行了一条“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的发展路线。随之而兴盛的楚文化,也自然是以华夏文化为主导、兼容蛮夷文化而融会创新的体系完备、博大精深的文化。楚国的政治文化,可以说是发展了华夏政治文化传统的尊尚王道而兼用霸道、富有人道精神而兼具法治精神的王道文化。相对而言,秦国的兴盛,依靠的是长期奉行一条武力征服、霸有天下的发展路线。随之而形成的秦文化,也只会是固守本域文化和杂取他域文化的混合体。由秦人奉行的发展路线所决定,秦国的政治文化,可以称之为一种功利主义的霸道文化。[13]在楚、秦长期的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中,使得楚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楚式王道文化和秦式霸道文化的格格不入,因而形成为结合爱国救亡意识的文化自卫意识。也自觉地宣扬楚文化传统。屈原是楚文化的代表人物,屈原在楚、秦展开生死存亡的白热化斗争之际创作的诗歌又集中体现了楚人的爱国精神和“美政”、即楚式王道文化理想,故楚人在战国末年宣扬楚文化传统,首要和必然地是传颂屈原事迹、诵读屈原诗作。于是,屈原虽死犹生,屈骚未能上达君主却下传民众而不朽,成为自战国末年在楚地“世相教传”的爱国模范和文学经典。

战国末年“世相教传”屈原及其作品者,当然不可能是被屈原抨击的楚国腐朽的贵族集团和“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应是楚国士人、主要是具有道家思想的隐士。因为其一有文化,二通合屈原思想而向往实现“美政”,三赞赏屈原志行而仰慕屈原为人。要知道,战国时代繁盛于楚地而风行于天下的道家学说,并非主张“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逍遥避世的老庄学派,而是以老子学说为本而摄融诸家学说精华、着重阐发政治主张的黄老之学。黄老之学在总结历史、明察现实的基础上瞻望未来,主张尚德而不弃力、隆礼而兼用法,可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楚国及列国的兴亡经验而对华夏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屈原的政治抒情诗,反映的正是黄老学派阐述的和楚国贤明的统治者信奉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信奉黄老之学而隐居楚国民间的道家人物,多有能诗擅文之士,自然好辞爱骚。他们既在政治主张上基本同于屈原思想而向往实现“美政”,又在追求上大致同于屈原志行而高举保真、廉洁自清。加之他们虽然愤世嫉俗而潜隐避世,实际上则如朱熹说庄子那样,是外表极冷而心肠极热,怀有高昂的政治热情和积极的入世精神,身体力行地“微见德顺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养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誉”。因此,在楚国将亡、秦国即吞灭六国的战国末年,他们出于爱国救亡和文化自卫意识,自觉地和热衷于“教传”屈原事迹和屈原诗歌以激励楚人奋起抗秦卫国,并且在“世相教传”过程中,因“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而出现据之创作标榜屈原志行的《卜居》和《渔父》的作者,则在情理之中。

两篇诚如王逸题解《渔父》所说,是“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这一具体情况、尤其是以上推断的战国末年具有道家思想的楚国隐士创作两篇的具体情况,今已于文献无征。之所以如此,当是秦人统一天下后焚毁楚籍以企图消弭楚人的爱国意识所致。司马迁为屈原作传,引录《渔父》以叙屈原志行,显然并未将之视为屈原的作品,否则不会不仅引录《怀沙》而“说明是屈平所作”,而且在所附《贾生列传》中引录《吊屈原赋》、《鵩鸟赋》也都说明是贾谊所作,却独不说明《渔父》的作者。司马迁未予说明,想必他虽知其非屈原所作,但已不得而知其真实作者。他引录《渔父》以为实录,则如洪兴祖所言“非也”。《卜居》和《渔父》,都是思念屈原的楚人设为问答、假托屈原以“叙其辞”。另外,《屈原列传》中引录的《渔父》,与《楚辞章句》中收录的《渔父》在文词上略有差异,既表明其非屈原所作,又表明其在战国至汉代广为教传而有多种版本。否则,屈原自作《渔父》,岂说“宁赴常流”而不说“宁赴湘流”?收录在《楚辞章句》中国的版本,恐怕还难免经过汉人的润色。王逸解题首称两篇为“屈原之所作也”,当因从编辑《楚辞》的前人之说,很可能是因从“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而编定《楚辞》的刘向之说。此说的来由,则大概是两篇传教已久、影响巨大,且直接叙述屈原言行,汉人景仰屈原而多将其著作权归于屈原名下。但是,王逸是故楚之地人,故楚之地仍有“楚人叙其辞以相传”的传说。“两说不同,他因不豫存一家的‘偏见’,就直把两说并存起来。”[14]

战国末年至汉初,“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屈原其人其诗,是毋庸置疑的。蒋天枢在《论<楚辞章句>》一文中指出:“其(屈骚)所以经百余年兵火厄难而不至毁灭,且进而获得‘通邑大都’之流传,必有为其学者师师相传,持守以呵护之,始能如是。王逸‘世相教传’之言,当有大量事实为之依据也。”想必就是在兵火厄难的战国末年,隐处楚国民间的道家学者在“教传”屈原其人其诗的过程中,据屈原言行志节而创作出《卜居》和《渔父》。

两篇的产生,意义重大。它表明,战国末年的楚人屈原其人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即屈原是一位竭忠尽智、高举保真、廉洁正直、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刚贞不阿、坚毅执著而绝不肯屈心抑志、苟且偷生、同流合污、蒙垢染尘的爱国诗人、秉德贤士,是楚人爱国典范、世间的人格楷模。两篇中的叙屈原之语,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屈骚塑造的屈原自我形象体现出的精神品格的概括。这样的认识和评价,可以说是后世人们认识和评价屈原的重要基础。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引录《渔父》以彰显屈原志行,即充分表明了两篇产生的重大意义和巨大影响。汉代以来,人们歌颂屈原、推崇其志洁行廉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进而尊奉屈原为中国的诗魂、国魂和民族之魂,并且使得中国传统三大节日之一的端午节成了纪念屈原的节日,也与两篇叙屈原之辞而树立起屈原光辉峻洁的形象有很大关系。

两篇的产生,是战国末年楚人思念屈原的结果,反映了屈原在战国末年的巨大社会影响。两篇产生之后,又会进一步增强屈原的社会影响,从而必然会激励楚人的抗秦救亡乃至反秦兴楚的爱国精神。楚国虽然气数已尽,为秦所灭。但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语流行于秦代故楚之地,并非没有来由。“三户”,谓“楚三大姓昭、屈、景也”[15]。考诸史籍,战国后期的楚国,昭氏、景氏尚多有任要职的人物,如昭阳、昭雎、昭常、景翠、景鲤、景阳等等。大致而言,昭氏世世为相,景氏世世为将。“世世将家”的项氏,即项羽的先人,也可能出自景氏。[16]可是,屈原被放逐之后的屈氏人物,却几乎不见史籍记载。显然,屈氏家族在战国末年已经衰落。何以秦末楚人仍将屈氏同战国后期显赫的昭氏、景氏并列同尊,并且表达出“依名族亡秦”的心愿呢?其中的重要原因,大概亦因为屈原,即因楚人思念和颂扬屈原而不忘和尊敬屈氏家族,屈原人伟而屈氏族彰。思念屈原而“世相教传”其人其诗、又“叙其辞以相传”的楚人,在秦末为屈原爱国精神和“美政”理想所激励,也容易形成标榜楚国名人、依靠楚国名族以亡秦的共识。于是,陈胜首义并“张楚”称王,却因人望不及而终至失败;名族之后的项梁、项羽叔侄率多为名族苗裔的江东子弟八千渡江击秦、重立怀王,则众望所归,终至项羽大败秦军、入关号令天下而自称“西楚霸王”。楚人在秦末奋起亡秦兴楚的过程中,屈原的精神激励作用不可低估。故前人有云:

嗟夫!灭楚者秦也,灭秦者楚辞也。楚自顷襄王忘仇,君臣泄瀹,已处必亡之势。屈原为赋二十五篇,且以身殉。《荆楚岁时记》载缚艾竞舟事,楚人感原之至,引屋社之恫深也。故秦虽亡楚,楚辞以系民心,国虽亡而心不殄。南公有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故陈涉之兴必曰“张楚”,项梁之起必假怀王。项籍震乎楚歌,沛公不忘楚舞。六国均亡,而民特怀楚,楚遵何德而致是哉? [17]

楚人陈胜张楚,楚人项羽亡秦,楚人刘邦兴汉。汉初复兴楚文化并且明确奉行黄老之学以实现天下大治,建成统一富强的汉帝国。国家争斗的胜败,只是一时的;文化冲突的胜败,才是最终的。楚人亡秦兴汉,是否也部分地实现了以屈原“美政”理想所集中体现的楚式王道文化?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蔡靖泉(1954-—),男,湖南东安人,华中师范大学楚学所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楚文化及中国历史文化研究。

[①]见孙志祖《文选李注补正》。

[1]游国恩:《楚辞概论》,第20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2]马茂元:《楚辞选》,第2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3] 游国恩:《楚辞概论》,第20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4]马茂元:《楚辞选》,第2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5]马茂元:《楚辞选》,第2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6]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第130页,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7] 汤漳平、陆永品:《楚辞论析》,第161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8]《杨义文存》第七卷《楚辞诗学》,第528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9] 陈子展:《楚辞直解》,第676-67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0] 见孙志祖《文选李注补正》。

[11] 陈子展:《楚辞直解》,第66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2]参见拙著《楚文学史》上编第三章《历史传统与楚文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3] 参见拙著《楚文化流变史》第一章《秦文化与楚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4]陈子展:《楚辞直解》,第66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5]《史记·项羽本纪》司马贞《索隐》引韦昭语。

[16] 参见吴郁芳《楚项氏与楚“三闾”》,《江汉论坛》1992年第1期。

[17] 鹿山易氏:《楚辞校补序》。

 

The appearance of “Choose a place for self’s home ““Fisherman” and impact of Qu Yuan

CAI Jing-quan

(Institute of Chu Studies,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   “Choose a place for oneself’s home “and “Fisherman” are regarded as Qu Yuan′s important works,because Wang Yi said they were written by Qu Yuan, and also because Zhu Xi、Hong Xingzhu had the same opinion to Wang Yi . But since Ming dynasty, there have been many scholars who doubted this theory and proved it wrong. Judging from this two works′ style and style of writing, they should be not Qu Yuan′s.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Chu State during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s and the situation of literary development from Warring States periods to the early Han dynast ,we can infer the works should be written by hermits who had Taoism in Chu Kaolie king′times.The appearance of the two works reflected people who lived in Chu State already had deep and comparatively all-round cognition about Qu Yuan, and reflected Qu Yuan had  huge social impact in late Warring Period and even to late Qin dynasty

Keywords    “Choose a place for oneself’s home “;  “Fisherman”;  Qu Yuan;  impact

【本文原载于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年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