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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墓与秦墓的文化比较

(华中师范大学 楚学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本文比较了大量的楚墓和秦墓,并进行了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考察。认为楚人和秦人的族源都不是单纯的,不同的族群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融合,创造出了风格迥异的楚文化和秦文化。相比之下,楚文化远较秦文化多姿多彩,丰富灿烂,但晚期流于浮华、柔弱;秦国的文明程度虽不及楚国,但一直保持着朴实、俭约、苦干的民风。正是这些文化差异,造成了楚国和秦国一亡一王的历史命运。

关键词:楚墓;秦墓;文化比较

“从(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1](P502)在战国晚期合纵连横波谲云诡的岁月里,虽有七雄竞逐,但真有一统九州的实力的唯楚与秦而已。关于周代的楚文化和秦文化,文献记载异常贫乏。幸而现在已有大量考古发现,可以弥补文献的阙失。这些考古发现大半出自墓葬,楚墓多而秦墓少。

楚墓的科学发掘始于1951年[2],秦墓的科学发掘始于1934年[3]。此迟彼早,缘由在于20世纪早期中国考古学家的目光集注在夏、商、周三代更迭兴起的北方,不遑他顾。直到寿县的一座大型楚墓被军阀部队公然抢挖,长沙的若干小型楚墓被擅长发冢的“土夫子”悄然盗掘,许多光怪陆离的楚文物因此流失,才引起了学者对楚墓的严重关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纲纪粗定,考古学家就到长沙去探索楚文化遗存了。

1980年间,在中国考古学会的第二次年会上,王世民指出,全国已发掘东周墓约五千座,其中楚墓约占70%。过了22年多,高崇文指出,在迄今发掘的东周墓中,“楚墓占了80%之多”,“仅湖北、湖南已发掘了上万座。”[4]至于秦墓,我据迄今已见的发掘报告估计,约近两千座。

西周时期的楚墓,当阳赵家湖已发掘出8座。其年代之所以断为西周晚期,是因为墓中所出的砖红色陶器鬲、盂、罐“与当阳、枝江一带西周中晚期遗址中的同类陶器相似”。[5](P199)其实,也可以说,这8座墓的年代只是疑似西周晚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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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3年6月11日

作者简介:张正明(1928- ),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楚学所教授,楚史专家,主要从事楚文化、中国民族史研究

 

楚文化考古学家一般认为,西周时期的楚墓若有若无。

西周时期的秦墓比较幸运,确确实实已经露面了。[6]1983年,甘谷毛家坪发掘了31座秦墓,年代上起西周、下至战国。其中,属于西周中晚期的秦墓有12座。毛家坪秦人居址的上限,则在西周早期。

假如只看毛家坪12座西周墓所出的陶器,那是无法判定其墓主为秦人的,因为这些陶器的形制与同期同类的周式陶器大同小异,即使说当时当地的文化是周文化的西陲类型也未为不可。但这12座西周墓的葬式为西向、屈肢,与周墓的基本葬式北向、直肢迥然有别,而与春秋战国时期秦墓的基本葬式全然无异,因此,其墓主为秦人就无可置疑了。按,毛家坪靠近西周中期秦人君长非子所居之处。《史记·秦本纪》说:“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蓄息。”犬丘,经明人董说[7](P107)和近人王国维[8](P529533)考证,应在汉代的西县,即今甘肃天水西南。毛家坪正好在犬丘的北面,这对秦文化考古学家判别当地西周墓的族属至少起到了提示线索的作用。非子邑于秦地,号为秦嬴,正是周孝王决定的,时当西周中期。

楚人的祖居丹阳不像秦人的祖居犬丘那么明朗,学术界至今尚无共识,而且今人的歧见比古人的歧见更多。古人有淅川、秭归、枝江、当涂四说,今人又添了南漳、商洛两说。我是“添乱”者之一,以为鬻熊的丹阳在淅川,熊绎的丹阳在南漳。但淅川的丹阳已湮没在丹江水库中,南漳的丹阳是否已湮没在三道河水库中也还是个疑问。既然不知丹阳究竟在何处,那就不能为考古学家寻找西周时期的楚墓提供方位线索了。楚人的直肢葬式与周人的直肢葬式如出一辙,不像秦人的屈肢葬式那么别致,由此,楚文化考古学界对包括头向在内的葬式的研究,不如秦文化考古学家对葬式的研究那么深入,似乎总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发现西周中期乃至西周早期的楚式陶器,以求豁然开朗。

西周秦文化考古给予西周楚文化考古的启示,一是要对丹阳做深入的探讨,二是要给葬式以深切的关注。

与墓葬的状况适得其反,西周楚铜器已发现了多件,西周秦铜器却至今未曾面世。迄今已见的西周楚铜器有:楚公   钟4件,楚公 戈1件,楚公逆钟8件。此外,还有传为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出土的楚公逆钟(旧称楚公逆鎛)1件已不知去向,仅有铭文摹本存世。西周青铜器楚有而秦无,很难做比较。现在还只能说,除了当初的发达程度问题,还有当今的发掘机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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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页、第17页。张正明、喻宗汉:《熊绎所居丹阳考》,载《湖北历史文化论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

 

属于考古学范畴的文化的研究,诸如墓坑形制,棺椁结构,器物的类、型、式与组合,以及墓葬的分类、分期、分区等等,考古学家做得够细了。小文所要尝试的,是属于人类学范畴和历史学范畴的文化的比较研究。

当然力求顾及已有正式报告发表的全部楚墓和全部秦墓,但在计算平均数和

百分比时,则只能以腹地的大型墓区为限。楚的腹地是江汉之间,秦的腹地是渭河流域。腹地内变异少,腹地外变易多,这是平均数和百分比只取腹地的理由。零散的墓地类如“抽样”,加在一起也只是杂拌,不像大型墓区有一个周全的时空结构,这是平均数和百分比只取大型墓区的理由。

一、葬式与族源

春秋早期以前,无论楚墓、秦墓,其墓坑形制、棺椁结构和随葬器物都与周墓近似,因此,对研究族源来说,葬式最为重要。葬式,简要说来,一是头向,二是身姿。

已见正式发掘报告的楚国大型墓区有三个:其一,当阳赵家湖,发掘墓数为297座[9];其二,江陵雨台山,发掘墓数为558座[10];其三,江陵九店,发掘墓数为597座。三处合计,得1452座。已见正式发掘报告的秦国大型墓区有两个:其一,陇县店子,发掘墓数为224座[11];其二,咸阳塔儿坡,发掘墓数为372座[12]。两处合计,得596座。按,长沙楚墓2048座是许多小型墓地合计的墓数[13],不可当作一个大型墓区看待,而且不在楚国腹地,所以,在计算平均数和百分比时,不能不割爱了。

楚墓1452座,除去方向不明的34座,得1418座,其中:南向1056座,占74%;东向222座,占16%;北向、西向以及方向不能简单以东、西、南、北区分的(如恰为45°之类)140座,占10%。凡葬式明确的,一律直肢。

秦墓596座,除去方向不明的1座,得595座,其中:西向456座,占77%;北向82座,占14%;东向38座,占6%;南向17座加45°、225°各1座共19座,占3%。上述秦墓596座,除去身姿不明的55座,得541座,其中:屈肢477座,占88%;直肢64座,占12%。方位愈偏西,年代愈偏早,则西向和屈肢所占的比例愈大。店子在陇县城郊,其秦墓年代为春秋中期至秦代;塔儿坡在咸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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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年。按,作者认为甲组墓19座“从器物组合、形态特征到埋葬习俗处处都与姬周文化墓相似”,“自当属姬周文化体系”(第420页),但甲组墓“头向一律朝南”(第418页),显然与周人头向朝北不同,故本文不把这19座墓从楚墓总数中剔出。

 

郊,其秦墓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代。与塔儿坡墓区相比,店子墓区是偏西、偏早的。在店子秦墓中,西向墓占84%,屈肢葬占94%;在塔儿坡秦墓中,西向墓占73%,屈肢葬占84%。

葬式与族群渊源和信仰传统密不可分,墓主的头向和身姿都不是易变的时尚。其中,头向与族群渊源的关系尤为密切。先秦九州之内的诸多族群,莫不把祖先的故乡视同圣地,以为亡人的灵魂要逸出头部回到祖先的故乡去,因此下葬时头部要朝着祖先的故乡。当时中原的天然条件特别优越,周边各族竞进争占,于是,东夷系统头向从东,西戎系统头向从西,南蛮系统头向从南,华夏系统头向从北,通例如此,“正像迎春花的四片花瓣,它的花蕊便是中原”[14]

楚国腹地的土著是楚蛮,葬俗头向从南。当地的楚墓有74%南向,表明约有3/4的楚人是蛮裔。楚国公族源于中原东部的祝融集团,葬俗头向从东。迄今已发掘的大型楚墓,降了个别的例外,头向莫不从东,表明墓主是楚国公族出身。所谓“个别的例外”,即江陵天星观1号墓,此墓南向,番姓墓主为楚蛮遗裔,此人虽已与楚国公族同化,但在葬式上不能数典忘祖。

由上可知,故楚腹地的族群是土著楚蛮与反客为主的祝融遗裔二元复合的。

秦国腹地的土著,西有戎人,东有周人。人口是戎人多、周人少,入籍是戎人早、周人晚。周室东迁以后,留居关中的周人才入了秦籍。故秦腹地的秦墓有77%西向,14%北向,表明约有4/5至3/4的秦人是戎裔,约有1/7的秦人是周裔。先秦的西部族群,墓葬头向大抵从西。但不尽然,一则因为有些族群辗转流徙,久而久之,记忆所及的祖先故乡未必在他们的西边了;二则因为当时羌人实行火葬,一经化为灰烬,就无头向可言了。尽管如此,当时凡墓葬头向从西的都属于西戎系统,这却是没有疑问的。已有学者指出,秦国宗室的葬式为东向、直肢[15],雍城秦公1号大墓就是东向的[16]。由《史记·秦本纪》可知:秦人的先世像商人那样也有“玄鸟陨卵”的神话,嬴姓乃帝舜所赐,后来流散,商末有中氵矞               “在西戎,保西垂”,周孝王“邑之秦”的非子乃中 七世孙。显然,秦国的公族源出东夷,流至西垂。由于几经碎裂,非子在位时公族人口还不算兴旺。直到战国晚期,东向墓还很少。塔儿坡墓区的东向墓只有21座,只占6%弱。这21座东向墓一律单棺无椁,屈肢多而直肢少,有4座无任何随葬品,有6座仅随葬陶器各1-4件,有2座仅随葬带钩各1件,不见铜容器出土,也不见秦人喜用的石圭出土,估计墓主未必是沦落为平民的秦国公族,而可能是流入秦国已历数代的楚人,其先世为楚国公族,其本人已沦落为秦国平民了。

屈肢葬虽不是西部独有的,毕竟以西部居多,近代仍流行屈肢葬的,都是西部族群[17]。由此可知,说屈肢原为某些西部族群的葬式应该是能够成立的。秦人除公族外,采用屈肢葬式,想来是基于秦境戎人的传统。

由上可知,故秦腹地的族群是多数土著戎人、少数土著周人与反客为主的嬴姓东夷移民三元复合的。

二、殉葬与蓄奴

楚墓,迄今已发掘的,全无人殉遗迹。从传世典籍和出土简帛中,除了《左传·昭公十三年》所记申亥以二女为灵王殉葬之外,也不见有其他人殉线索。淅川下寺2号墓是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令尹墓,规格仅亚于王墓,出土的文物令人叹为观止,可是无一殉人。以后即使从楚国的王墓中发现了殉人,也只能说是罕见的特例。说楚国没有以人为殉的风俗,至少是大致不差的,有万余座楚墓为证。

秦国有以人为殉的风俗,而且在东周列国中无出其右。有的秦墓,不过一椁一棺,随葬的器物平平淡淡,随葬的殉人却多达4个甚至5个,贵物而贱人,与楚墓成为鲜明的对比。

据《史记·秦本纪》,武公卒,“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时为公元前678年;穆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时为公元前621年;献公二年“止从死”,时为公元前383年。177人,够多的了,但考古发现还有更多的。雍城秦公1号大墓有殉人186人,分而计之:二层台基和旁近填土中殉20人,无葬具;三层台基有箱殉70人,匣殉96人。至于献公二年“止从死”,则是欲止而未止,战国晚期还有以人为殉的。及至秦代,殉葬之风复炽,而以始皇为最。

户县宋村3号墓是春秋早期的秦墓,东向,一椁一棺,有殉人4个,亦东向,“大致是从颈部、腰部和膝部支解成四块,盛放在木质漆匣内,殉入墓中”。[18]

凤翔八旗屯发掘的22座春秋中晚期的秦墓和秦车马坑,其中8座共有殉人20个,可分为:人殉18个,盛于匣内,或一匣一个,或一匣两个而彼此头向相反,“骨骼规整,当是致死后放入的”;人牲2个,埋在填土中。[19]

眉县水泥厂的一座秦墓,年代在春秋中晚期之际,北向,一椁一棺,夫妇合葬,棺外南侧有东向殉人1个。[20]

凤翔八旗屯西沟道3号墓为战国早期秦墓,西向,一椁一棺,二层台上有殉人坑5个各殉1人,头向不一。殉人尸骨有树皮、树枝覆盖,朽蚀严重。西沟道发掘了春秋秦车马坑1座,舆下坑中殉1人。[21]

凤翔西村163号墓为战国中期秦墓,西向,墓室破坏严重,几乎被盗一空,唯殉人4个尚赫然在目,头箱和北、南、西三个壁龛各1人,俱为箱殉。[22]

凤翔高庄发掘东周秦墓46座,其中:10号墓为春秋晚期墓,殉2人;18号墓、25号墓、26号墓都是战国早期墓,各殉1人:共计殉5人,俱为匣殉。[23]

咸阳任家嘴一座战国中期的秦墓有殉人两个,一在木匣中,一在填土中。[24]

战国时期秦人的殉葬风气似乎不像春秋时期那么流行了,可是进入了战国晚期乃至秦代,殉葬的实例又多起来了。山西侯马乔村的20座秦墓属于战国晚期,其中半数即10座有殉人55个,都埋在护墓沟中。[25]有学者认为“可能与当时残酷的兼并战争有关”[26],此说言之成理。

临潼上焦村发掘的秦代甲字形墓8座,除18号墓未见遗骸外,每墓都有“零乱的人体骨骼”散放在棺室底层所铺的草木灰上。17号墓的一个女子,“头、身、下肢骨相互分离,左脚骨与胫骨分离,两臂伸张”;16号墓的一个男子,“下肢发现于填土中,头骨在椁室头箱盖上”;15号墓的一个男子,“头、身、四肢互相分离,置于椁室头箱盖上,头骨发现于洞室门外填土中,在右颞骨上插有铜镞一支”;在其余四人中,有三人也惨遭碎尸,只有11号墓的一个女子“骨骼较完整,但上下腭骨左右相错”。按,上焦村在秦始皇陵东侧,上述7墓“疑是秦始皇陵陪葬墓”。[27]

学者曾用中子活化分析方法,对秦公1号大墓箱匣殉人毛发标本进行检测,发现砷的含量等于现代人发相应含量的几十倍乃至近百倍,从而推测秦公1号大墓内165个箱匣殉人“很可能是以服用砷的方式中毒致死的。”[28]

蓄奴制未必需要殉葬制,可是,假如倒过来说,大规模、长时间实行的殉葬制却必然是从蓄奴制中派生出来的,其必要条件是对奴隶的生命和人格的极端蔑视。楚国也有奴隶,不过人数很少,对国计民生没有明显的影响。秦国则不然,春秋战国时期蓄奴制方兴未艾。秦国的蓄奴制,与其说师法周人,毋宁说师法戎人。从周宣王时起,秦仲诛西戎,西戎杀秦仲,庄公破西戎,此后秦与戎的冲突断断续续,缘由就在于秦在与戎的战争中,又抢到了牲口,又抓到了奴隶,一举两得,何乐不为?秦人即以戎人之道还治戎人之身,而且变本加厉,殉葬制就应运而生了。在包山楚简中,尽管有一批司法文书,可是没有蓄奴的记录;在云梦秦简中,蓄奴事例却比比皆是。

三、器物与文明

我想,最好先列出两个表格来,以便一目了然。

[表一] 楚墓平均每座随葬器物数

墓区 墓数(座) 随葬器物(件) 随葬铜器(件)
合计 平均每墓 合计 平均每墓
赵家湖 297 2472 8.3 1064 3.6
雨台山 558 4493 8.1 822 1.5
九店 597 5192 8.7 1183 2.0
总计 1452 12157 8.4 3069 2.1

注:竹简、甲片、算筹,每墓所出各以1件计。

[表二]   秦墓平均每座随葬器物数

墓区 墓数(座) 随葬器物(件) 随葬铜器(件)
合计 平均每墓 合计 平均每墓
陇县店子 224 1288 5.7 90 0.4
塔儿坡 372 1374 3.9 319 0.9
总计 596 2662 4.5 409 0.7

假如不以上列腹地大型墓区为限,而只看随葬器物最多的单座墓葬或小型墓地,那就有如下述:

下寺2号楚墓出随葬器物6198件,除海贝4432件外,尚有1766件;包山2号楚墓出随葬器物1935件,按,竹简、封泥、动物骨髂、果核俱未计入。

凤翔八旗屯40座秦墓出随葬器物1178件,平均每墓29.5件;其中铜器有227件,平均每墓5.7件。按,铜器227件中,有镞118件,铃50件,余仅59件。凤翔高庄46座秦墓出随葬器物1124件,平均每墓24.4件;其中铜器有701件,平均每墓15.2件。按,铜器701件中,有半两钱580件,余仅121件。

随葬器物,除了数量上的楚多秦少,还有质量上的楚优秦劣,这在中国考古学界是众所周知的。失蜡铸造工艺以及早期可锻铸铁,都是楚有秦无。漆器和丝绸,楚之于秦,可谓大巫之于小巫。从楚墓中,出土了一些天平和砝码,如雨台山楚墓和九店楚墓共出天平衡杆4件,天平铜盘3件,砝码60件。从秦墓中,迄今尚未发现天平和砝码。由此可知,楚的贵金属多,秦的贵金属少。可是,秦国的建筑材料大概超过楚国的建筑材料,从已知的资料来看,铜釭是秦多楚少,榫卯砖是秦有楚无,但楚有榫卯瓦。

除了技术问题,还有艺术问题和学术问题。

从艺术上看,楚器的精品虽以“恢诡谲怪”、“惊采绝艳”誉之亦不为过,诸如镂空透雕铜禁,以及木雕座屏、虎座凤架悬鼓、虎座立凤雕像,乃至漆画、帛画等等,不胜枚举。秦器则罕具视觉冲击力,显然是为想像力和创造性的不足所限。楚的“镇墓兽”造型奇绝,秦的石圭造型简单,它们在墓葬中的作用可能相似,都颇有神秘意蕴,但“镇墓兽”是研究价值与观赏价值兼备,而石圭则只有研究价值、没有观赏价值。楚人的音乐素养在东周无与伦比,其乐器之多且精无需我赘述了。秦人的音乐文化却是蹩脚的,李斯在上秦王政的谏逐客书中讲的大概是实情:“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29](P2544)到了秦王政成为秦始皇,有崤山以东的人才和物资予取予求,局面为之一变,就有了气宇轩昂、阵营壮大的兵马俑和铸工精绝的铜车马,以后肯定还会发现更多令人叹赏的精品。即使在战国晚期以前,秦国工匠的才思也偶尔会迸发出来。如咸阳任家嘴殉人秦墓所出的铜高柄钫两件,肩饰两朱雀相望,腹上半部饰变形鸟纹若干,腹下半部有一个正面的翼人起舞,其头顶左右各有一蛇斜出,其身躯左右各立一大鸟,这在迄今已见的秦铜器中是最奇的两件。秦人的陶骑马俑,迄今已见4件,手法洗炼,颇能传神。

从学术上看,楚国不仅有传世的学术著作,而且有出土的竹简记录着多种今人见所未见的学术著作。在秦墓中,除了放马滩出土的画在木板上的地图之外,学术还是一片空白。

四、葬俗与民风

富者易为奢,贫者易为俭,这是势所必然的。与楚国相比,秦国直到战国中期后段,还像司马错对秦惠文王所讲的,“今王地小民贫”[30](P2283)。叶小燕认为,秦国的平民“比较节葬”[31],确实如此。所谓“比较节葬”,应即量力而行,不必强摆排场。

楚人,尤其平民,其实也量力而行。如雨台山有27座楚墓仅各出铜剑1件,有3座楚墓仅各出铜匕首1件,有1座楚墓仅出铜戈1件,大概在下葬时,丧家觉得亡人除了1件兵器就别无长物了。还有531号墓仅出耳杯1件,也许是丧家觉得只要让亡人在冥府中也能解点酒馋就行了。498号墓仅出铜镜1件,也许墓主是女性,红颜薄命。也有似乎特意表示个性与众不同的,如331号墓仅出漆鼓、木雕漆鹿、木雕漆“镇墓兽”各1件,当然不是因为墓主家里连陶器也没有。除了这些特例,一般的楚人,无论贵族、平民,对楚式的礼制还是严格遵守的。如江陵战国中期楚墓的仿铜陶礼器,普遍采用鼎、敦、壶组合或鼎、簠、壶组合。而且,楚人不惜把珍玩埋进墓葬中去。

秦人则不然,就连一些贵族也未必谨守礼制,平民更视礼制蔑如也。宝鸡、凤翔一带春秋早期的贵族墓对礼器组合尚称讲究,春秋中期以后就马虎了,咸阳一带更如此。凤翔八旗屯尽管在比较讲究礼制的地方,可是,据发掘简报撰写人介绍:“铜礼器质地较薄,铸造粗糙,一般都有洞孔,显系明器。”鼎共10件:Ⅰ式7件,最大的高13.4厘米、口径16.3厘米;Ⅱ式3件,最大的高不过3.5厘米、口径不过12.2厘米。春秋中期,以彩绘的仿铜陶礼器为主,器物组合与春秋早期基本相同,“但数量多不合周礼,如以三鼎配四簋”。咸阳任家嘴的24座春秋秦墓,只有10座使用礼器,而且,据发掘简报撰写人介绍:“礼器多不成套。M42、M82无鼎,多数缺少豆、匜、盘、甗,……有的墓使用鼎2、簋4、壶5,或鼎2、簋2、壶3,……更甚者,有的墓仅使用鼎、壶或鼎、簋,……”凤翔高庄战国早期的秦墓,据发掘简报撰写人介绍,“铜礼器微型化,成套的礼器竟可握于一掌之中。”这可真是秦人的发明,使任何知情的考古学家都为之惊叹,以致滕铭予在考察了2000年以前几乎全部有随葬器物登记表的秦墓以后,一再说到战国早期秦人一套铜礼器可握于一掌之中,并且指出:“仿铜陶礼器亦愈加简单,其假腹簋的腹深已近于无。”[32](P40)“到战国中期时,……大多数B类墓所出的仿铜陶礼器已不见有规律的组合。”[33](P80)

我赞同袁仲一的见解:“秦文化比较质朴,注重讲实效,功利。”[34]对于黄留珠所概括的秦文化的“三个主义”,即“集权主义、拿来主来、功利主义”,[36]我觉得也很有道理。秦人所讲求的功利,是上层的诛求、中层的俭约和下层的耐苦。与楚人的浮华相比,中层秦人的俭约实在是一大优点。

同为中层,楚人讲求生活质量,喜欢修饰,喜欢摆设,甚至喜欢乐舞。长沙虽在南楚的南部,但生产的铜镜特多。从长沙的2048座楚墓中,出土铜镜达485件。长沙生产和引进的玻璃器也特多,从2048座楚墓中出土了410件,其中有玻璃珠213颗,包括“蜻蜓眼”玻璃珠60颗在内。漆耳杯为饮酒所用,江陵出土最多,从雨台山、九店1155座楚墓中,出土了482件。铜镜、玻璃珠、漆耳杯是楚国中层生活质量的三种标志器物,在楚墓中常见,而在秦墓中罕见。还有乐器,是生活质量达到高雅境界的标志器物,楚国大墓出土的琳琅满目,雨台山、九店的中小型墓也出土了鼓4件、虎座凤架悬鼓19件、鹿鼓3件、瑟15件、笙2件,钲3件。在陇县店子和塔儿坡的秦墓中,一件乐器也没有发现。

中层秦人对修饰的要求,似乎集注在带钩上;反之,楚人对带钩没有秦人那么热衷。赵家湖、雨台山、九店的楚墓出带钩仅88件,平均每墓只有0.06件;陇县店子、塔儿坡的秦墓出带钩达264件,平均每墓0.44件。而且,秦带钩比楚带钩款式多、做工巧、纹饰美。何以如此?可能一与气候有关,二与戎狄有关。秦地冬令严寒,一般秦人着长袍,长袍有带钩比较方便。秦人与戎狄邻接,戎狄用带钩比秦人早。先秦的带钩是从北向南传播的。至于楚人做出给马用的错金镂银大型铁带钩来,也是浮华的表现。

从秦墓中出土了不少陶囷——或称陶仓,还有陶牛、陶车模型,似乎表明中层的秦人所追求的是丰收和温饱。楚墓无此类器物,似乎中层的楚人通常不以温饱为虑。

楚器多灵巧秀美,秦器多矮壮浑朴,彼此风格迥异。试以鼎为例:楚鼎,无论铜鼎或陶鼎,宽与高通常为1:1左右。即使横长纵短的升鼎,宽与高之比也约为5:4,而且鼎足较长。秦鼎,凤翔八旗屯西沟道标本M26:19为铜鼎,宽与高之比为4:3左右,鼎足粗矮;武功赵家来标本M1:15亦为铜鼎,宽与高之比几近2:1,鼎足亦粗矮。其他器物也如此,如:楚人喜用漆木豆,也有陶豆,但不喜用铜豆,楚式漆木豆横短纵长,柄高,有亭亭之态;秦式的铜豆和陶豆则横长纵短,有束腰而甚粗,已无柄可言了。陇县店子还出土过无以名之的“三足陶器”,标本M249:1直口平沿,腹为盘状,内壁近直而外壁斜下,三足粗短外撇,底近平,此器虽不美观,但很实用。

器如其人,艺术作风的差异也是性格特质的差异。

五、几点思考

(一)楚人和秦人的族源都不是单纯的,公族原为客户,国人和野人大半原为土著,彼此源于不同的族群,逐渐磨合,乃至融合。

(二)从发展趋向来看,楚国和秦国都在“用夏变夷”;从文化风格来看,两国都不乏“用夷变夏”之处,否则,就不会有楚文化和秦文化了。

(三)大约从春秋早中期之际起,楚文化和秦文化的特色都变得比较鲜明了。此后,楚文化因多姿多彩而呈现出云蒸霞蔚的气象,相比之下,秦文化则尚未达到既自成一体、又蔚为大观的境界。直到秦代,秦文化才头角峥嵘了。

(四)大约也从春秋早中期之际起,楚国与秦国不仅有国土此大彼小和国力此强彼弱之异,而且有文明程度此高彼低之异。

(五)楚人喜灵巧,晚期不免流于浮华、柔弱;秦人喜朴实,晚期仍不厌苦干苦斗。

(六)楚文化一达到鼎盛时期,楚人就自满自傲,滋长了守旧意识,不思进取;秦文化在秦朝建立以前从来没有达到鼎盛时期,秦人因他国富、我国贫而心态失衡,滋长了革新意识,渴望攻掠。

[参考文献]

[1]刘向. 战国策·楚策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长沙发掘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

[3]苏秉琦. 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节选)[A]《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C].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4]高崇文. 考古楚文化[J]. 文物天地,2003(3).

[5]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当阳赵家湖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

[6]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7(3).

[7]董说.秦都邑[A]. 七国考卷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8]王国维. 观堂集林:第2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4.

[9]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当阳赵家湖楚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10]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 江陵雨台山楚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陇县店子秦墓[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12]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塔儿坡秦墓[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13]湖南省博物馆等. 长沙楚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14]张胜琳、张正明. 上古墓葬头向与民族关系[A]. 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一). 武汉: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1987.

[15]戴春阳. 秦墓屈肢葬管窥[J]. 考古,1992(8).

[16]韩伟. 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J]. 文物,1983(7). 韩伟、焦南峰、田亚岐、王保平. 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J]. 文物,1987(5).

[17]参考叶小燕. 秦墓初探[J]. 考古,1982(1). 赵化成. 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J]. 文博,1987(1). 戴春阳.秦墓屈肢葬管窥[J]. 考古,1992(8).

[18]吴镇烽、尚志儒. 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75(10).

[19]吴镇烽、尚志儒. 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A]. 文物资料丛刊:第三辑[C].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20]刘怀君、郝芝芹. 眉县水泥厂秦秋秦墓及相关问题[J]. 文博,1993(6).

[21]尚志儒、赵丛苍. 陕西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发掘简报[J]. 文博,1986(3).

[22]李自智、尚志儒. 陕西凤翔西村战国秦墓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1986(1).

[23]吴镇烽、尚志儒. 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1981(1).

[24]咸阳市博物馆. 咸阳任家嘴殉人秦墓清理简报[J]. 考古与文物,1986(6).

[25]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 侯马战国奴隶殉葬墓的发掘——奴隶制度的罪证[J]. 文物,1972(1).

[26]王学理、尚志儒、呼林贵等.秦物质文化史[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27]秦俑考古队. 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J]. 考古与文物,1980(2).

[28]田亚岐. 关中秦墓殉葬制度研究[A]. 青果集[C].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

[29][30]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31]叶小燕. 秦墓初探[J]. 考古,1982(1).

[32][33]滕铭予. 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34]袁仲一. 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和主要成就[J]. 文博,1990(5).

[35]黄留珠. 秦史秦文化研究的世纪回顾[J]. 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6(4).

 

Cultural Comparison on the Tombs of the Chu State and the Qin State

ZHANG Zheng- ming

(Institute of Chu Studies,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t:The thesis compares and studies a large number of tombs of the Chu State and the Qin State in the way of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Based on the analysis,the author thinks the origins of the Chu State and the Qin State weren’t single.Different ethnicities merged gradually among the long-term community life and created their own culture that were greatly different in style.By contrast,Chu culture was more corlorful and splendid,but became showy,weak in the later period;Although Qin State’s civilization was lower than Chu’s in degree,the Qins kept plain,thrifty and diligent all the time.It was these difference that led to the two states’ different historical destiny:the Chu State was defeated by the Qin State,who finally united the whole country.

Key words:Chu tombs;Qin tombs;cultural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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