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漢平原是楚國賴以興起和發展的主要地理舞臺,關於楚國主要活動於江漢平原時期的都城,《史記》記有“江陵故郢都”的說法[1],《漢書·地理志》更具體記述說:“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2]東漢人許慎記載其地在漢江陵城北十里[3],西晉杜預稱其故址名曰“紀南城”[4]。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考古學者對此紀南城遺址做了比較系統的發掘,結果印證了許慎、杜預以來的文獻記載,而且在城址內未見戰國晚期的楚文化遺存,在紀南城東南部的鳳凰山還發現大批戰國晚期的秦墓和迄至西漢時期的墓葬,有的墓葬還直接打破東周夯土臺基,清楚顯示出自白起拔郢之後,該城即遭毀棄[5]。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楚居》的發現,使我們對此郢都的瞭解,有了重大進展。竹書《楚居》記載楚武王初居於免,後因“眾不容於免,乃潰疆浧之陂而宇人焉,抵今曰郢”;《楚居》復徑稱此城為“免郢”或“疆郢”(亦曾一度改名為“褔丘”)。如竹書整理者所說,此正與《世本》“武王徙郢”之說相應[6]。關於楚國徙都於郢的時間,一直有武王徙郢和文王徙郢兩種說法,後說源自《史記·楚世家》和上述《漢書·地理志》等[7]。清華簡《楚居》發現之後,普遍以此為據肯定《世本》的說法,但楚人遷都於郢,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很可能遷延較長一段時間,上述兩種記載,未必相互排斥,非此即彼,完全有可能是整個遷都過程中的兩個不同階段。清人高士奇在論述楚都遷郢時,即由“諸侯徙都,必數世而後定”這一通例,類推“楚人徙都,當亦如是”[8];過去石泉在研究這一問題時,也明確提出過這樣的看法[9]。

竹書《楚居》對我們認識楚都問題提供的更重要資料,是它反映出自武王至悼王,以“郢”為名的王居就有疆郢、爲郢等十四個以上,整理者以為“郢不是一個固定的地名,而是武王之後王居的通稱,猶西京、東京之‘京’”,又云“楚王在其間遷徙往來,誠前所未聞”[10]。較諸《史記·楚世家》等傳統史料的記載,這種性質的遷徙往來確實要頻繁很多,假若將《楚居》所記徙居某地都理解為後世意義上的遷都,那麼,楚國遷都的次數似乎過於頻繁。從這一意義上講,各個不同時期楚都所在的具體位置,並沒有因竹書《楚居》的出現而變得明晰如鏡;若是過於簡單地將楚王居所的移動都理解為遷都,甚至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困惑。下面我就想結合兩個具體例證,談一談對這一問題的粗淺看法。

一、由楚靈王沿夏入鄢之議看郢都的地位

在今江陵附近通過夏水進入漢水的航道,至遲在春秋時期即已通行。《左傳》記楚靈王十二年,靈王身在淮水北岸接近楚國東境的乾溪之上,與吳軍對峙,公子比、棄疾等舉兵反叛,在佔據竟陵西北的魚陂(甘魚陂)後,“先除王宮”,然後派人去乾溪煽動隨從靈王的臣僚將士,“先歸復所,後者劓”,致使隨從靈王的軍隊在回師彌亂的途中四下潰散。《左傳》記述楚靈王之窘迫心境云:

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袛取辱焉。”

無可奈何之下,“王沿夏,將欲入鄢”。杜預釋此夏水為“漢別名”,並謂“順流為沿”,楚靈王乃是“順漢水南至鄢”[11]。其謂夏水為漢水別名,當屬臆說,唐人張守節謂此乃“王自夏口從漢水上入鄢也”[12],尚差相近似。今案據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楚居》,楚靈王時原居於爲郢,而且其居於爲郢由來已久,乃是始自前此四世的莊王時期,後來又自“爲郢徙居秦(乾)溪之上”[13]。趙平安釋此“爲郢”即《左傳》等舊史所記鄢郢,其地在今湖北宜城南側,東距漢水不遠[14],所說信而可從。是則公子比等若是已經先行入據鄢郢,楚靈王不管身處何方,都絕不會再有沿夏入鄢的打算。公子比等在政變之初,本擁立公子比為王,但成功之後,公子棄疾旋即圖謀取而代之。《史記·楚世家》記云,因“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晳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晳遂自殺”[15]。唐張守節《史記正義》釋云:“江上,即江邊也。”[16]鄢郢至江水間距離遙遠,江岸上船夫的喊叫之聲無由遽爾震驚城內,公子比等只有居住長江之濱的疆郢之都,公子棄疾才會出此計謀。

《公羊傳》記述這次政變的經過,稱“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之”[17],較諸《左傳》所說“先歸復所,後者劓”,語義更為明晰。斟酌當時情況,公子比等所佔據之“王宮”,只能是指設在江陵的楚之舊京郢都。其在起事之初率先佔據江陵東出交通要地竟陵附近的魚陂,也可以從側面印證這一點。由此郢都附近乘船沿夏水東航,轉入漢水,即可上溯至鄢郢亦即爲郢附近,而這裡正是楚莊王曾經居處過的地方,或可用作復辟的根基。

又《史記·楚世家》記載楚靈王在乘舟入鄢之策未果之後,“獨傍偟山中,野人莫敢入王。……飢弗能起。芋尹申無宇之子申亥……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歸”[18]。《水經注》記載“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溪水西通赤湖,水口已下多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又有子胥瀆,蓋入郢所開也。水東入離湖,湖在縣東七十五里,《國語》所謂楚靈王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19];又周家臺秦墓出土秦始皇三十四年質日中,記錄其主人在江陵至兢陵(竟陵)間曾途經“離涌”和“離涌東”[20],這一“離涌”應即離湖岸邊的地名。楚靈王藏身的“釐澤”,同此離湖、離涌應有直接關聯。《左傳》記楚靈王即位之先尚為令尹時,嘗“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21]西漢劉向著《新序》,講述此事,謂“芋尹文者,荊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芋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22]。《漢書·古今人表》在“中下”欄內列有“申亡宇”亦即“無宇”及其子“申亥”的同時,復在“中中”欄下列有“楚芋尹文”[23]。清人沈欽韓就此考釋說:“按此因昭七年傳令尹子圍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今此芋尹官又同,一事而訛傳也。子期賢大夫,必不復犯子圍之不韙,是芋尹文之人莫須有耳,表取之殊爲寡識。”[24]今案沈說當是,“子圍”即楚靈王名,芋尹文與司馬子期皆為傳聞所致訛變,其本事固屬令尹子圍與芋尹無宇,惟《新序》云所謂“芋尹文”亦即“芋尹無宇”身為“荊之歐鹿彘者”,並且執事於雲夢之中,或當別有所據。若然,其子申亥尋得楚靈王的地方,似乎也就應該在此雲夢地界之內,楚靈王此舉便與後來吳師入郢時楚昭王逃匿於“雲中”亦即雲夢之中的做法如出一轍。這也愈加顯示出楚靈王起初想要利用的夏水,只能是這條由郢都附近去往漢水的航道。

從表面上看,公子比等人發動政變時楚之國都早已遷入“爲郢”亦即鄢郢,然而,在事出突然的緊急狀況下,公子比能夠如此順利地把楚國軍民召集到這座似乎久已棄置不用的舊都,並怡然居處其中,發號施令,這說明郢都不僅未嘗廢棄,而且一直以一種特受尊崇、甚至帶有某種神聖性的地位處於有效管理之下,所以公子比等才會選擇到這裡來號令民眾。

二.由吳師入郢之役看昭王時期的郢都

楚昭王十年,吳王闔廬(闔閭)率師入郢。清華大學藏竹書《楚居》記此前楚國已經自“鄂郢徙襲爲郢”,似乎已經遷國都於爲郢(亦即鄢郢),清華簡的整理者即據此判斷“闔閭所入之郢是爲郢”[25]。

然而,覈諸傳世文獻,事實卻未必如此。《左傳》記楚昭王十年吳師入郢之役致使昭王出奔事云:

(楚昭王)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涉雎濟江,入於雲中。……王奔鄖。……鄖公辛……以王奔隨。……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杜預注:江夏竟陵縣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26]

這裡提到的“雎”,當指沮水[27]。“涉雎濟江”在此應為入航沮水與入航江水之意。蓋西漢人毛長(毛萇)訓釋《詩經》,有語云:“逆流而上曰溯洄,順流而涉曰溯游。”[28]這裡與逆流而上相對應的“順流而涉”,自然應當是順著水流向下方游動的意思。又東漢人高誘注《呂氏春秋》“君子濟人於患”,謂濟有“入”義[29],而晉人晉灼則云“涉猶入也”[30],曹魏時人徐邈亦云“涉猶歷也”[31]。如屈原《九歌》之《湘君》有句云:“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東漢王逸釋曰:“搴,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屈原言己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縁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之也。”[32]此以“入池”、“涉水”並舉,即其文義同一之證。昭王既與鍼尹同舟而“涉雎”,又由雎至江,覈諸當地地理形勢,自然是乘船浮雎入江。其實《楚辭》“涉江”這一篇名,以及《哀郢》中“江與夏不可涉”之句[33],循其文義,其“涉”字也都應該作“入”或“浮”解。蓋《涉江》乃敘述屈原由鄂渚以下的陵陽溯江而上的行程[34],而“江與夏”則如前文所述,固為屈原去郢東行時所經行的航道,涉入這兩條水道,意即重返故都。

又《戰國策》談到,當此番吳師入郢之際,楚將蒙榖嘗由郢之大宮出逃,其離開郢都之後,乃“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35]。蒙榖自郢都“浮於江”而“逃於雲夢之中”,其出行路線,應與楚昭王相同,足證《左傳》謂昭王“濟江”亦當猶此“浮江”。又《楚辭·涉江》中“旦余將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之句,所用“濟”字,同樣也只能是指在水上航行,而非橫渡之意,游國恩即謂此乃“其由放所泝江入湘之路”[36]。

昭王出逃而取道雎水(沮水)和江水,這只能發生在江陵附近的郢都。檢《漢書·地理志》南郡臨沮縣下記云:“《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行六百里。”[37]這裡所說的“陽水”,《水經注》記作“揚水”(楊水)。酈道元在《水經注》中專門駁斥《漢書·地理志》的記載,以為漳水匯通陽水而入沔之所說“非也”,“今漳水于當陽縣之東南百餘里而右會沮水也”,而沮水與漳水匯合後,“又東南逕長城東,又東南流注于江”[38]。實際上《水經注》所記,應是漳水和沮水這兩條河流在漢代以後的流路,乃是依循其自然流勢所流經的路線,而《漢書·地理志》記述的漳水流路,明顯違背其自然流勢,應屬人工浚引所成。楊守敬在清朝末年即曾對此有所辨正,謂“《沔水注》楊水上承江陵縣赤湖,《寰宇記》引盛弘之《荊州記》,楚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城,入赤湖,進灌郢城,遂破楚。此漳水入陽水之切證”,楊氏並貶斥酈道元之說,乃“幾若漳、沮之水自三代至魏晉毫無變遷”[39]。

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記有一“長利渠”,或稱“章(漳)渠”,這條渠道的渠首亦即所謂“長利渠口”位於江陵西北,經江陵城北側,東至“楊口”,匯入漢水。循其流路,正與《漢書·地理志》所記陽水相當。《漢書·地理志》謂漳水東入陽水,此長利渠又稱“章(漳)渠”,也是因為它出自漳水。據《水經注》記載,漳水與沮水在枝江縣北匯合為一水(這條水道,今稱沮漳河)[40],考察其相對位置關係,漳水東行匯入陽水(或揚水、楊水),應是在漳、沮二水合流之後。依二水互受通稱的常例,這條水道既可稱為漳水,也可以稱為沮水,故此“長利渠”亦可謂之曰“漳渠”或是漳水、沮渠、沮水(雎水)[41]。這一記載表明,浚引沮漳水東入漢水的渠道,至遲在秦代即已開通。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溯這條渠道的淵源。《史記·河渠書》謂戰國迄至嬴秦之世,各地紛紛開鑿溝渠,“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此渠皆可行舟”[42]。清人全祖望釋之云:“《皇覽》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地’,蓋指此。但雲夢已見於《禹貢》,固非孫叔所作,但引沮水以入之,所謂通渠者也。漢水一名沮水。斯事足補水經之遺。”[43]今案全祖望所說《皇覽》的記載,見於《史記·循吏列傳》之裴駰《集解》,乃是在引錄《皇覽》記述的孫叔敖冢的位置之後,復綴云:“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依循常例,此語多半不會是出自《皇覽》,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就將其讀作裴骃本人敘述的內容[44]。與全祖望所說更大的差異,是《史記集解》乃謂“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而不是“大澤之地”,此“雲夢之池”亦即雲夢澤,確非孫叔敖或其他任何人所能造作。清人梁玉繩則以為即便確有其事,亦“恐孫叔敖是引沮水以入雲夢,與《史》所言‘通渠’不同,似當闕疑”[45]。沈欽韓對此另有疏釋曰:“《外傳》(德勇案:指被稱作“春秋外傳”的《國語》)楚靈王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淮以象帝舜。《水經·沔水注》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溪水西通赤湖,水口以下多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又有子胥瀆,蓋入郢所開也。水東入離湖,湖側有章華臺,言此瀆靈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46]這些說法雖然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裴駰所說孫叔敖之事假若確有更早的史料依據,其“激沮水”云云,只能是開挖人工渠道,浚引沮、漳二水東流進入雲夢澤附近區域,而這正是《漢書·地理志》陽水的流路,全祖望以此事來疏釋《史記·河渠書》的記載自是合乎情理的判斷。孫叔敖是楚莊王時人[47],足見此渠歷史之久遠,故今治運河史者多將其視為中國古代最早見於文獻記載的人工運河[48]。瞭解到這一背景,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盛弘之《荊州記》謂“吳通漳水,灌紀南城”,講的恐怕只是吳師決此長利渠水灌注紀南城的事情,這條渠道自是開鑿於此番吳師攻郢之先,而秦朝乃是沿承楚人舊規而通渠行水。

又馬王堆出土《戰國縱橫家書》,記蘇秦說燕易王語,有句云:“自復而足,楚將不出雎章,秦將不出商閹,齊不出呂隧,燕將不出屋、注,晉將不逾泰行,此皆以不復其常為進者。”[49]其所說“雎章”,也應當是指東引沮、漳二水的長利渠水道,即出郢都越渠北行。蓋楚人與諸侯爭地,通常都是或北出、或東向,並無西出沮漳水之理。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今《中國歷史地圖集》將此漳水和沮水繪為兩條各自獨流的水道,沮水南下入江,漳水則由南流改而東折連接陽水[50]。其漳水東折,自是遵循前述《漢書·地理志》的記載,而沮水獨自南入長江,應是本自《漢書·地理志》漢中郡房陵縣下的記載,乃謂:“東山,沮水所出,東至郢入江,行七百里。”[51]現在依據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所記“長利渠”(章渠)的情況,有理由推斷,秦代以及由此上溯至楚人開鑿長利渠之初的沮水和漳水,應當與《水經注》記載的狀況相同,即這兩條河流的下游也是匯合為一條水道,而這段合二而一的水道應該只有部份水量分引流入陽水,這就是《漢書·地理志》南郡臨沮縣下所記述“漳水”的情況;剩餘的水流則依舊匯入長江,乃如《漢書·地理志》漢中郡房陵縣下所載錄“沮水”的情況。這樣的記述形式,依然符合兩水因互受而得通稱的成例[52]。

明此可知,吳師入郢時楚昭王之所以會乘船入沮(即入雎),再轉入江水,進入雲夢(案《史記》記“昭王亡也至雲夢”[53],可見《左傳》所說“雲中”亦即雲夢之地),繼之復由雲夢東北行,至漢水西岸“鄖公辛所治”的鄖國(亦即秦竟陵縣治所在的城邑)[54],渡過漢水之後,又東過臼水[55],以趨隨國,這只能首先依賴流經郢都之下的長利渠水道,故所謂昭王“涉雎”,實際上也就是先在長利渠或陽水之上航行[56],再轉入真正的沮水(雎水)。這也就意味著闔廬(闔閭)所入之郢,必為江陵附近的郢都無疑,而絕不可能是所謂“爲郢”(亦即鄢郢)。上文所說吳通漳水以灌郢都紀南城,復進灌鄰近的“郢城”,遂攻破楚國守軍,實際上就是《水經注》所記此番吳師入郢時開鑿所謂“子胥瀆”事[57],這一情況同樣清楚表明,吳王闔廬攻入的郢國都城,只能是江陵北側的這一郢都。

這樣一來,我們也就需要轉換一個角度,來考察竹書《楚居》所記楚王徙居於郢都之外其他地點的性質。

三、郢都的國都地位與其他各地的別都性質

《春秋》之《公羊傳》記楚莊王時伐鄭,其將軍子重自稱所都曰“南郢”[58],雖然舊解往往謂此“南郢”係“在江之南”[59],但若依《史記·楚世家》“文王始都郢”的記載[60],“南郢”似亦當指江陵的郢都。在這次闔廬(闔閭)起兵伐楚之前,楚昭王即嘗囚禁前來朝拜的禁蔡昭公(昭侯)於此“南郢”,其囚禁時間,實際長達“數年”之久[61],說明昭公還是常常居處於疆郢之都,至少像會見諸侯這樣的重大禮儀活動,有時還是要在這裡舉行的。

前述種種相關跡象表明,吳師攻入的楚京只能是這個郢都。其實柏舉之戰發生的地點,本來就接近長江北岸地區[62],由此向西,直入郢都,路途相當便捷,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楚居》亦清楚記云“闔廬入郢”[63],表明吳師所入乃是武王和文王以來的疆郢舊都,而不是昭王剛剛遷入的爲郢(鄢郢)。這些情況也顯示出像郢都這樣的根本重地,或許從楚武王或楚文王入居之時起,直到被秦將白起攻陷,有可能一直保持著核心京城的地位,而文獻記載的其他各處楚都,至少有很大一部份,應該具有比較濃重的別都、陪都甚至行宮色彩,楚靈王一度居處的“乾溪之上”,這一特徵尤為明顯,蓋《史記》稱“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64],即已透露出其長居不還乃有違常例。即使是像鄢郢(爲郢)這一正式國都意味最強的地方,東漢人服虔仍以“楚別都”視之[65]。

《史記》記載白起在“拔郢”的同時,還縱火“燒先王墓夷陵”,“辱王之先人”[66],黃盛璋以為所謂“辱王之先人”,所指“應為楚在郢之宗廟”[67]。《戰國策》記白起入楚之役,亦謂其“拔鄢、郢,焚其廟”[68],可以進一步證實這一點。馬王堆漢墓出土《經法》,論征伐“失次”之國的舉措,謂“兼人之國,脩其城郭,處其郎(廊)廟,聽其鐘鼓,……是胃(謂)□逆以亡(荒),國危破亡。故唯聖人能盡天極,能用天當。……故聖人之伐殹,兼人之國,隋(隳)其城郭,棼(焚)其鐘鼓。”[69]這裡所說“鐘鼓”,與“(廊)廟”相並舉,應當就是指陳設於宗廟以供祭祀的樂器。又《國語》記周靈王時太子晉嘗有語云:“王不無亦鑒於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龢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彞器,子孫為隸,下夷於民。”[70]說明滅人之國而焚其宗廟彞器,是當時通行的做法。

又《戰國策》記述說,當吳師入郢之際,楚將蒙榖自前線返回,“奔郢”而“入大宮”,自言“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於是“負雞次之典”以出逃[71],此“大宮”讀如“太宮”,乃指祖廟[72],猶如商周《金文》所習見、《尚書》和《春秋》經傳也清楚記載的太廟(亦即祖廟)之室為“太室”或“大室”[73],而所謂“雞次之典”應指鄭重藏儲於廟堂之中的楚國史書典冊,即如稍後秦師救楚“烈藏廟堂”者[74]。《榖梁傳》更清楚記載吳師進入郢都之後,曾“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東晉范寧釋云:“鄭嗣曰:‘陳器,樂縣也。《禮》諸侯軒縣。’言吳人壞楚宗廟,徙其樂器,鞭其君之尸。”[75]存世“令樂太室塤”銘文,足以印證其宗廟陳器之說[76],因知黃盛璋所說符合實際情況。先王陵墓宗廟集中於郢都附近,正是這種特殊地位的體現。與楚國相似,商人早期似亦屢屢遷徙都城。昔王國維論商湯亳都在所謂“北亳”,其中最為關鍵的證據,就是《左傳》記載這裡為商人“宗邑”所在[77],即以宗廟定其具有根本重地意義的都城。

又如前面本文開頭處所述,《漢書·地理志》記西漢江陵縣為“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其“秦拔我郢”云云,顯然是直接承用楚人載籍,而這一記載顯示出,在楚人心目中,迄至秦兵攻入時為止,郢都始終都是楚國不二的都城。又清華大學藏竹書《楚居》大約寫成於楚肅王時期,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楚居》,特別強調所謂疆郢之都自建成時起“抵今曰郢”(前述“闔廬入郢”正是在這一預定前提之下所作的表述,故所入之“郢”必指疆郢之都而非“爲郢”)[78],似乎也透露出同樣的訊息,即正式的都城通常只單稱“郢”字,與別都之在“郢”字前冠以某地稱作“某郢”(以方位別的“南郢”屬於例外),這二者之間本有明顯區別。

談到郢都東徙以及都城東徙後陳邑的稱謂形式問題,需要稍加說明的是,《秦始皇本紀》記秦王政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79],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係將“郢陳”二字連讀,《中國歷史地圖集》亦括注陳邑為“郢陳”[80],這應當是沿承清人高士奇以來的看法,以為秦將白起攻入郢都後楚襄王所遷居新都陳“謂之郢陳”[81],但檢讀戰國竹書《楚居》和《史記》等文獻,可知當時人用語通例,似此楚國新都陳邑,若是與“郢”連稱,乃應稱作“陳郢”而絕無顛而倒之的用法,如安徽省淮南市博物館曾徵集到一件銅量,上有銘文,係楚東徙於陳以後所刻,即鐫作“陳郢”云云字樣[82],故秦王嬴政此行,應是先至南郡,巡看楚國舊都之郢,再視察其新居陳邑,實際上並沒有“郢陳”這樣的說法。《史記·秦始皇本紀》上述紀事先寫王翦率軍擊楚而“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緊接着便是記述“秦王游至郢、陳”一事,前後對比十分明顯,若是陳邑稱作“郢陳”,前文何不同樣書作“取郢陳以南至平輿”?足見不宜把“郢陳”等同於“陳”。

《戰國策》載游士為六國說秦王語,有以京邑名替代國名者,稱楚威王為“郢威王”[83],猶如魏國因移都大梁而徑稱為“梁”。這種稱謂,或謂係因避秦始皇之父莊襄王子楚的名諱所致[84],但據馬王堆出土《戰國縱橫家書》記載,早在秦莊襄王即位之前的秦昭王時期,當時的游說之辭,就曾談到“楚割淮北,以為下蔡啟□,得雖近越,實必利郢”[85],同樣是以郢都代指楚國,更能體現這種用法的悠久性和普遍性,這也很形像地反映出“郢”這一稱謂對於楚國來說具有特別的象徵意義。

至《史記·楚世家》記楚人東徙之後,楚考烈王復“東徙都壽春,命曰郢”[86],則反映出在楚君初居陳邑之時,尚存恢復故都的企圖,陳邑未得單稱為郢,故《戰國策》記此番初次東徙,但云“王徙東,北保於陳城”[87],《史記·六國年表》也僅記爲“王亡走陳”,而未提及遷都或是遷郢[88]。前述《漢書·地理志》所承用楚人舊籍,亦謂郢都的結局為“徙東”而非“徙陳”,同樣是因為陳邑未得稱郢,所稱之“東”實際是指楚之東國,或稱“東地”。《史記·楚世家》記載楚襄王二十三年(秦昭王三十一年)“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89],就是這一國策的具體體現。又《史記·貨殖列傳》記全國各地的經濟都會,述陳邑但云“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完全沒有提及曾有楚國遷都於此的經歷,其上文記述江陵,卻着力強調“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於壽春,亦云“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90],同樣清楚體現出陳與江陵、壽春之間的地位差異。

黃盛璋分析戰國各種“行(邑)大夫”璽印,以為此“‘行邑’諸印必為楚失郢後,東徙淮,將故郢舊轄縣∕邑,僑置於新都管轄之地;或者故地舊縣∕邑大夫隨楚王東遷亦得為之安置,仍用其官職舊稱。‘行’義後代仍為暫設,‘行’即暫設之邑。‘行大夫’或仍用舊官。……包山楚簡有而無行,亦可旁證行之設,在懷王以後,襄王東遷與其後諸王,時代可以確定”。黃氏還指出,這些作“某行大夫”的楚國璽印,其有據可查的出土地點,都出自安徽壽縣附近,也可以從出土地域上印證這一點[91]。這種在東方僑置江漢故地縣邑或是暫設帶有舊地名官職的情況,理應始於楚王居陳期間,而這同樣可以佐證陳邑的臨時行在性質。後來在復國無望的情況下,才不得不正式確定要以壽春來取代疆郢之都舊日的地位,故改稱新都為“郢”。審其遷陳時所鑄金鈑名為“陳爰(爯)”,入壽春後所制作者則沿承在江陵故都時的形式,仍稱作“郢爰(爯)”[92],就很具體地反映了這一變化。

辛德勇2013年3月30日記

[1]《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一二九《貨殖列傳》,頁3267。宋祝穆《方輿勝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宋咸淳刻本)卷二七《江陵府·古蹟》之“郢城”條(頁6b)引《荊州記》云:“掘地得石函,曰:‘楚都郢。’”

[2]《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二八《地理志》上,頁1566,頁1606。案今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將“徙東”徑改為“徙陳”,乃從清人齊召南說,齊氏說見清乾隆武英殿本《漢書》之《地理志》上卷末所附《考證》(頁4a),文曰:“案‘徙東’當作徙陳,此頃襄王二十一年事也。《志》於九江壽春邑自注曰:‘楚考烈王自陳徙此。’即與此文相應。各本俱誤。”齊氏此說,乃視“東”字為“陳”之泐損或形訛,實則楚君初徙於陳,並非正式都邑性質,故以“徙東”稱之。

[3]漢許慎《說文解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重印《續古逸叢書》影印日本靜嘉堂藏宋刻本)第六下邑部,頁352。

[4]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元相臺岳氏荊谿家塾刻本)卷二桓公二年,頁6a。

[5]湖北省博物館《楚都紀南城的勘查與發掘》(上、下),連載於《考古學報》1982年第3期(頁325—350)、第4期(頁477—507)。

[6]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之《楚居》第8—9號簡,第15號簡,上冊《原大圖版》,頁26—27;下冊《釋文、注釋》,頁181—182,頁187—188。

[7]《史記》卷四〇《楚世家》,頁1695。

[8]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清康熙刻本)卷八“又遷於鄀”條,頁6a。

[9]石泉《楚都何時遷郢》,原刊《江漢論壇》1984年第4期,此據作者文集《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頁349—354。

[10]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下冊《釋文、注釋》之《楚居》“說明”,頁180;又注釋,頁187—188。

[11]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卷二三昭公十三年,頁1a—5b。

[12]《史記》卷四〇《楚世家》唐張守節《正義》,頁1707—1708。

[13]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之《楚居》第11號簡,上冊《原大圖版》,頁27;下冊《釋文、注釋》,頁181,頁189。

[14]趙平安《〈楚居〉“爲郢”考》,刊《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4期,頁5—10。

[15]《史記》卷四〇《楚世家》,頁1708。

[16]見張衍田輯校《史記正義佚文輯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頁145。

[17]漢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清道光間揚州汪氏問禮堂仿刻宋紹熙辛亥建安余仁仲本)卷一〇昭公十三年,頁7b。

[18]《史記》卷四〇《楚世家》,頁1708。

[19]北魏酈道元《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頁428。

[20]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01)一《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簡牘》之《曆譜·秦始皇三十四年》,頁93—97;又《圖版》一至六第1至第56號簡,頁11—16。

[21]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卷二一昭公七年,頁32a。

[22]漢劉向《新序》(北京,中華書局,1991,《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南宋初杭州刻本)卷八《義勇》,頁5a。

[23]《漢書》卷二〇《古今人表》,頁925,頁933。

[24]清沈欽韓《漢書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影印清光緒浙江書局刻本)卷九“楚芋尹文”條,頁287。

[25]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之《楚居》下冊《釋文、注釋》,頁190。

[26]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卷二七定公四年、定公五年,頁16b—18a,頁22b—23a。

[27]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七五《湖廣·大川》之“沮水”條,頁3504—3505。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八下《春秋列國山川表》下,頁946。

[28]漢鄭玄箋《毛詩詁訓傳》(北京,2003,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卷六《唐風·蒹葭》,頁12a。

[29]《呂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印清光緒浙江書局刊《二十二子》本)卷一九《離俗覽·離俗》並漢高誘注,頁698。參見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卷一九,頁1243。

[30]《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唐顏師古注引晉灼語,頁83。

[31]唐楊士勛《榖梁疏》(民國五年吳興劉氏刊《嘉業堂叢書》本)卷九襄公二十七年引徐邈語,頁15b。

[32]漢王逸《楚辭章句》(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影印明萬曆十四年馮氏觀妙齋刻本)卷二,頁88。

[33]《楚辭·九歌·哀郢》,據漢王逸《楚辭章句》卷四,頁162—168,頁172。

[34]參見游國恩《論屈原之放死及楚辭地理》,《論屈原之放死及楚辭地理》,收入作者文集《楚辭論文集》(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頁88—90。

[35]《戰國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宋紹興刻本)卷一四《楚策》一,頁12a—12b。

[36]游國恩《論屈原之放死及楚辭地理》,據作者文集《楚辭論文集》,頁120—121。

[37]《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頁1566。

[38]北魏酈道元《水經·沮水注》,又《水經·漳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影印清光緒十八年長沙思賢講舍原刻本)卷三二,頁474—475。

[39]清楊守敬《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卷三二,頁2703—2704。又楊守敬《晦明軒稿》(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楊守敬集》本)之《沮、漳水考》,頁1159—1160。案所謂吳通漳水灌紀南城事,原文見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一四六《荊州·江陵縣》引盛弘之《荊州記》,頁2836。

[40]北魏酈道元《水經·沮水注》,又《水經·漳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二,頁474—475。

[41]別詳拙稿《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初步研究》,刊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四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199—213。

[42]《史記》卷二九《河渠書》,頁1407。

[43]清全祖望《經史問答》(清乾隆三十年鄞縣萬氏杭州原刻本)卷八,頁7b—8a。

[44]《史記》卷一一九《循吏列傳》劉宋裴駰《集解》,頁3100。案清人程大中即將此語屬之於裴駰,說見程氏《雲夢考》,此據清胡祖翮《荊楚修疏指要》(清同治十一年湖北崇文書局刻本)之《水道參考》卷三《湖考》所附引文,頁18b。

[45]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一六,頁821。

[46]清沈欽韓《漢書疏證》卷二二“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條,頁606。

[47]《史記》卷一一九《循吏列傳》,頁3099。

[48]史念海《中國的運河》(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第二章《先秦時期運河的開鑿及其影響》,頁12—13。

[49]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戰國縱橫家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五《蘇秦謂燕王章》,頁17。《史記》卷六九《蘇秦列傳》,頁2264—2265。

[50]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第二冊《西漢荊州刺史部圖》,頁22—23。

[51]《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頁1596。

[52]案關於《漢書·地理志》陽水以及所謂“子胥瀆”的具體流路,尤其是與今地的對應關係等問題,請別詳張修桂《〈水經·沔水注〉襄樊—武漢河段校注與復原——附〈夏水注〉校注與復原(下篇)》,刊《歷史地理》第二十六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頁1—33。

[53]《史記》卷四〇《楚世家》,頁1715。

[54]北魏酈道元《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頁428。

[55]北魏酈道元《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頁427。

[56]案清末人楊守敬以及近人童書業、石泉等研究楚昭王此次出奔路線,或因未能理解此“涉”、“濟”二字應作“入”解,或因未將“沮水”與長利渠(揚水、陽水)聯繫起來,因而都很難理解楚昭王自江陵郢都東奔隨國的具體路線。如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之《春秋左傳考證》第一卷第109則“春秋楚‘郢都’”條(頁231—234)雖亦將此“雎”字解作“沮水”,卻因童氏不知沮水與漳水合流後被導入揚水從而貫通郢都城下這一情況,疑惑郢都“如在江陵,則向南即可濟江,以緩吳師之追擊,何必西涉沮水,反易遭險”?童書業且由此出發,並參據其他史料,推斷春秋時的郢都位於漢水中游一帶。今知至少就這次楚昭王出奔的路線來看,這種說法並沒有多大合理性。其他如楊守敬說見所著《晦明軒稿》之《沮、漳水考》,頁1160;石泉說見《從春秋吳師入郢之役看古代荊楚地理》,見作者文集《古代荊楚地理新探》,頁391—396。

[57]北魏酈道元《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頁427—428。說詳張修桂《〈水經·沔水注〉襄樊—武漢河段校注與復原——附〈夏水注〉校注與復原(下篇)》,刊《歷史地理》第二十六輯,頁6—8。

[58]漢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卷七宣公十二年,頁11b。

[59]宋羅泌《路史》(上海,中華書局,民國《四部備要》排印本)之《國名紀》卷丙,頁6a—6b。

[60]《史記》卷四〇《楚世家》,頁1695。

[61]漢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卷一一定公四年,頁4b。

[62]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九“柏舉”條,頁19a。清沈欽韓《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影印清光緒刻《功順堂叢書》本)卷一一,頁915—916。

[63]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之《楚居》第12號簡,上冊《原大圖版》,頁27;下冊《釋文、注釋》,頁181,頁190。

[64]《史記》卷四〇《楚世家》,頁1706。

[65]《史記》卷四〇《楚世家》劉宋裴駰《集解》,頁1707。

[66]《史記》卷四〇《楚世家》,頁1735;又七三《白起王翦列傳》,頁2331;卷七六《平原君虞卿列傳》,頁2367。

[67]黃盛璋《關於湖北宜城楚皇城遺址及其相關問題》,原刊《江漢學報》1963年第9期,此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412—413。

[68]《戰國策》卷三三《中山策》,頁6b—7a。

[69]國家文物局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之《經法·國次》,圖片見《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圖版》第九上至第一四下諸簡;釋文見頁45。

[70]《國語》(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部叢刊》影印明金李刊公序本)卷三《周語》下,頁10a—10b。。

[71]《戰國策》卷一四《楚策》一,頁12a—12b。

[72]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卷一隱公十一年,頁34a;又一九襄公三十年,頁19a。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卷一五《春秋音義》一,頁879。

[73]唐孔穎達等《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影印清嘉慶二十一年南昌府學刊《十三經注疏》本)卷一五《周書·洛誥》,頁231。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卷九文公十三年,頁6b;又卷二三昭公十三年,頁8a。

[74]《淮南子·脩務》,據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一九,頁653。

[75]《春秋榖梁傳》(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部叢刊》初編影印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之縮印本)卷一一定公四年,頁76。

[76]清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6,影印民國癸酉石印本)卷二八“太室塤”條,頁1770—1776。

[77]王國維《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一二《說亳》,頁518—522。

[78]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之《楚居》第8號簡,上冊《原大圖版》,頁26;下冊《釋文、注釋》,頁181。

[79]《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頁234。

[80]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戰國楚越圖》,頁45—46。

[81]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八“又遷於鄀”條,頁6a。

[82]殷滌非《楚量小考》,刊《古文字研究》第七輯(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167—174。

[83]《戰國策》卷六《秦策》四,頁6b。

[84]宋鮑彪《戰國策注》(明嘉靖壬子刻本)卷三《秦策》,頁65a—65b。

[85]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戰國縱橫家書》一七《謂起賈章》,頁69—71。

[86]《史記》卷四〇《楚世家》,頁1736。案《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頁752)所記相同。

[87]《戰國策》卷六《秦策》四,頁5b。

[88]《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頁742。

[89]《史記》卷四〇《楚世家》,頁1735。

[90]《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頁3267—3268。

[91]黃盛璋《戰國“江陵”璽與與江陵之興起沿革考》,刊《江漢考古》1986年第1期,頁34。又黃盛璋《包山楚簡若干重要制度發复(覆)與爭論未決諸關鍵字解難、決疑》,刊《湖南考古輯刊》第6輯,頁198—199。

[92]清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卷二九“郢金鈑”條、“陳金鈑”條,頁1831—1840。商承祚《長沙古物聞見記》(北京,中華書局,1996,影印1938年成都刻本)卷首陳夢家敘文,頁11—14。李學勤《〈楚金爰考〉跋》,刊《中國錢幣》1990年第2期,頁24—25,頁47。荊州博物館《湖北江陵首次發現郢爰》,刊《考古》1972年第2期,頁67。安志敏《金版與金餅——楚、漢金幣及其相關問題》一文指出:“從江陵郢都舊址發現的‘郢爰’來看, 至少當郢都東遷以前,‘郢爰’就已經出現了。”安文刊《考古學報》1973年第2期,頁62—72。案安志敏文中(頁79—81)講述戰國楚墓中尚見有帶“鄢”字冥幣泥版,這也應該是仿造實際應用的“鄢”字金版而製作,說明楚國在鄢鑄造的金幣與陳邑一樣,也不能稱作“郢爰(爯)”。又案安文同時舉述在楚國故地的墓葬中,曾出土很多用銅、鉛和泥仿製的“郢稱”(即“郢爯”),其出土地點,有很多並不在江陵之郢,或是壽春之郢,譬如今湖南長沙附近即出土過一大批這樣的泥版“郢稱”。但這些遺物都屬於冥幣的性質,不能據以論證其出土地點嘗蒙以“郢”名,而愈加凸顯“郢”的地位乃高出於諸“某郢”地之上,故爲冥幣者,始樂於採用、藉重它的名義。長沙出土“郢稱”圖像可參見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省文物圖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64),頁81。